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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初始：远古先民的智慧之光

□本报记者 王春生/文 禹舸/图

盘古开天地，往来成古今。山川秀美的鹰城大地上，谁是最早居住生活在这里的远古先民？他们创造了怎样的史前文明？留下了怎样的遗迹和传奇？

连日来，记者一行相继赶赴平顶山博物馆、汝州博物馆、汝州中山寨遗址、郏县水泉遗址等，聆听鹰城文物故事，探寻远古先民的生活遗迹、生存智慧，感受鹰城大地古老厚重的人文历史。

张湾尖状器、石核：百万年前已有人类居住

“平顶山地域内早在100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繁衍生息了。”5月21日，在平顶山博物馆序厅里，站在张湾遗址专题展示点前，平顶山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介绍说。

娄金山所说的张湾遗址位于汝州市寄料镇张湾村，是一处约5000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早于陕西“蓝田人”，晚于云南“元谋人”。

让娄金山感到自豪的是，平顶山周边地区近些年来发现的“许昌人”“栾川人”，距今都在12万年以内，“张湾遗址的年代明显要比这两地早得多”。

采集于张湾遗址的尖状器、石核两件远古时期的旧石器，静静地躺在汝州博物馆展厅内，其中的尖状器呈三角形，粗大厚实，石核呈梯形，显得单薄。

有着30多年田野文物调查经历的汝州博物馆文物研究专家陈宏焱说，尖状器是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工具，石核是制作石片石器的工具。“那时候，生活在张湾一带的先民可能先把石头砸开，再找出里面最坚硬的部分，来打制成石核。”

陈宏焱说，在旧石器时代，石核是最常见也最重要的石器，遍布世界各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最晚阶段。在张湾遗址除采集到尖状器、石核外，还发现有犀牛、野牛、鹿等动物化石，还有非常罕见的长鼻三趾马化石。“大骨头化石特别多，一种是大象骨头化石，一种是三趾马骨头化石。”

水泉石磨盘、石磨棒：先民开启农耕文明

百万年的漫长时代过去，人类进入到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是由原来的打制石器变成了磨制石器，生活在平顶山地域的先民们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学会了使用磨制石器。

在平顶山博物馆“山下故原”展厅展示的石磨盘、石磨棒中，两个较大的石磨盘上均放置有石磨棒。石磨盘长约60厘米，宽约30厘米，一个呈鞋底状，底部有柱状矮足，一个为长条形，底部无支撑物，制作规整、精致，盘面平整。石磨棒均为圆柱体形，长短、大小不一。平顶山博物馆馆长尚彬说，这些石磨盘和石磨棒都是郏县水泉遗址出土的，是裴李岗文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农业生产工具之一，主要用于谷物脱壳。

▲石斧

▲石镰

▲石凿

▲石磨盘和石磨

裴李岗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我省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距今约9000年至7000年，我市郏县水泉遗址、汝州中山寨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重要区域。

展厅里展出的石斧、石镰，也多出自水泉遗址。娄金山说，这些石斧尽管是石制的，但硬度很大，“器物的硬度分为十度，金刚石的硬度可达十度，这些石器的硬度都在七度以上”。水泉遗址还发掘出不少陶器，有红陶壶、红陶罐等多种器型，“这些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用来装食物”。

▲石磨盘、石磨棒使用示意图

▲水泉村村民讲述遗址故事

水泉遗址位于郏县安良镇水泉村东的一片高岗上，金色麦浪翻滚。麦田边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市文物保护单位”“水泉遗址”等字。

已经退休的郏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光耀说，整个水泉遗址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1986年至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这里先后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发现百余座墓葬、80多个灰坑、两座陶窑及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是远古先民辟荒种地、开启农耕文明的重要见证。其中1989年发掘出土的一把“锯齿石镰”，因刃部带锯齿，极为少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先民很聪明，充满智慧。”王光耀说，水泉遗址发现的石磨盘石质很粗糙，“表面不光滑，粮食放上不容易掉下去；石铲是铲地用的，很光滑，铲地时不会沾泥土。”

“裴李岗文化是上世纪70年代被发现的，水泉遗址出土的文物价值很大，如果早一些发掘，可能就被称为水泉文化了。”以前的情况让王光耀颇感遗憾。

中山寨骨笛：7000多年前的定音器

▲中山寨骨笛

与郏县水泉遗址一样，汝州中山寨遗址同样是一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山寨遗址著名的文物是一支距今7000多年的骨笛。

“这支骨笛经鉴定是远古时期用来校音的笛子，别的音准不准时，以这只定音器的音为准，堪称是音乐史上的奇迹。”在平顶山博物馆“山下故原”展厅，看着汝州中山寨遗址展柜中小巧的骨笛，尚彬介绍说。

骨笛不长，两端残缺，笛身有两排错位排列的9个小圆孔。尚彬说，馆里展示的是骨笛的仿制品，原件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经考证应该是十孔骨笛，可惜的是出土时因多种原因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中山寨遗址位于汝州市纸坊镇中山寨村，村子里一块石碑上刻着中山寨骨笛的简介。汝州市文物局局长李宗武说，这支骨笛是1982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汝州市文物工作队发掘出来的。

出土于我省舞阳县的贾湖骨笛距今已有88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目前出土最早、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中山寨骨笛与贾湖骨笛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贾湖骨笛无论有多少音孔，均有序地排成一个竖列，而汝州中山寨十孔骨笛则排成两竖排，每竖排有五个音孔，两排音孔呈交叉状，两个音孔之间的距离大，且音孔排列过密，两手手指无法将十个音孔全部按住。

李宗武说，中山寨骨笛用鹤的尺骨制成，其发出的系列音，除了第一孔与第二孔之间为大二度之外，其他皆为小二度；在第一孔与第二孔、第二孔与第三孔之间分别为200、100音分，这个全音与半音的音分值与十二平均律的全音与半音的音分值完全相同。

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所构成的七声音阶形式是代表当前音乐发展最高水平的音阶形式。“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能如此精确地计算出音孔位置，这是汝州先民对中国音乐的重大贡献。”李宗武说。

“从百万年前我市地域就有人类活动遗迹，到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创造出的灿烂文明，可以说我市先民在文明初始阶段的生活充满着智慧之光。”对于我市悠久的文明史，尚彬言语里透着自豪。

我市考古界人士说，距今约百万年的汝州张湾遗址被发现后，多年以来，考古界一直在致力寻找与张湾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以期能有更多更大的考古发现，目前已在宝丰与汝州交界处的一些山洞里发现类似遗迹，并正在发掘中，相信不久的将来，百万年前生活在鹰城大地上的远古先民们，会有更多的传奇再现。

平顶山部分精品文物一览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汝州闫村遗址 仰韶文化 仿品)

▲应国玉鹰 （仿品）

▲应国匍鸭铜盉（西周 仿品）

▲应国邓公簋（西周晚期）

▲垂麟纹升鼎（叶县 春秋）

▲应国错金鸟书戈（321号墓战国）

▲唐代鲁山黒釉拍鼓（唐代 仿品）

6月2日

仰韶遗韵:质朴画作的惊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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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生/文 禹舸/图

时光之河无声流淌，从不停息，却会留下印记。

5000年前的一天，生活在鹰城大地的一位擅长作画的先民，或突发奇想，把一幅图画在陶缸坯体上，再放入窑炉里烧制。

几千年过去了，印有图案的陶缸被发现，为世人所知，被命名为鹳鱼石斧图陶缸，成为国宝重器，珍藏于国家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组）重要文物中名列第一。

受到如此重视，就是因为缸上的那幅画——新石器时代最大最美的彩陶画。

5000年前名画 闪耀博物馆

在平顶山博物馆“山下故原”展厅中心位置，放置在玻璃展柜内的陶缸器形高大，静静伫立。平顶山博物馆馆长尚彬说，这是鹳鱼石斧图陶缸的复制品，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陶缸出土于汝州阎村遗址，阎村遗址是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遗址，因此这个陶缸距今至少5000年以上。

▲鹳鱼石斧图陶缸(复制品)

陶缸高约50厘米，外表呈暗红色，直壁平底圆筒，外腹绘有一幅画：左边是一只圆眸、长喙、通体白色的水鸟，两只长腿挺立，衔着一条大鱼，水鸟昂着头，身体微向后倾；右边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和紧缠的绳子用黑线条勾勒出来。整幅图简洁有力，生动有神。

“这幅画鸟嘴里有鱼，有重量，为保持平衡，鸟的身体向后仰，在那个年代就把力学体现在绘画上了，可真是不简单。”尚彬说。

据尚彬介绍，以往考古发掘中发现一些石斧是没有孔的，普遍认为古人是直接用手拿着斧头用，“发现这幅画后才知道，当时的先民很有智慧，绑上木柄会大大增强斧子在使用时的力量”。

“当时是一把石斧安天下的时代。”平顶山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说，石斧是远古时期人类精神的图腾，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石斧成了新石器时代人们普遍使用的工具，在原始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娄金山说，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恢宏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绘画”“中国画的鼻祖”，同时作为仰韶文化时期文物的杰出代表，受到考古界及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曾作诗赞叹：“渔父彩陶五千年，技法出土绝世妍。堪堪文字初得见，数目联翩已可诠。”

经过相关专家考证，这幅鹳鱼石斧图的发现，把陶器绘画史提前了2000年。

陶缸初现 曾一度遭到“嫌弃”

文物价值巨大的鹳鱼石斧图陶缸当初是如何发现的？

5月21日上午，在汝州市文物局相关人士带领下，记者一行前往鹳鱼石斧图陶缸发现地——汝州市纸坊镇阎村东的阎村遗址实地采访。

“阎村遗址就在村东边的黄涧河边上。”该村村民、文物保护员闵改说。几分钟走到遗址，放眼四望，正午阳光下，麦浪滚滚。由于上游修建的安沟水库常年不放水，原来的黄涧河已变成了一条枯水沟，十多米宽的河底野草丛生。

今年66岁的闵改说，丈夫翟转运以前是这里的保护员，丈夫去世后，她和儿子便当起了保护员。

谈及如何发现鹳鱼石斧图陶缸时，闵改说，丈夫在世时经常说起过这事儿，说他当年并没有看到过带有图案的陶缸，也不知道是谁最早发现的。但他清楚地记得，1975年几百名村民在黄涧河边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大量陶缸，但因为里面装的都是人的尸骨，大家觉得晦气，大多砸碎了。

▲文物保护员闵改介绍阎村遗址

那些陶缸有没有带图案的？阎村70多岁的村民王松乾仔细回忆后回答“没有”。他是1975年组织平整土地负责人之一，知道人们砸了很多陶缸，但陶缸上都没有图案。

很多资料上注明鹳鱼石斧图陶缸在1978年被发现，但为何阎村村民记忆中是1975年呢？

汝州市文物局退休职工杨小栓给出了答案。

1975年阎村一带确实发现了陶缸，但鹳鱼石斧图陶缸是1978年这一带的村民在种桐树时发现的。随后，当时的纸坊公社文化站文化专干李建安将已经破碎的鹳鱼石斧图陶缸交给了他，“当时他用一个塑料袋装着，里面是一堆红陶片。具体发现地点是在阎村遗址北边一个叫青年渠的地方。”

杨小栓特意强调说，很多资料显示，1978年村民挖出了11个彩陶缸，而他了解的情况是当时“就挖出来这一个，只这一个有图案”。他的说法与阎村村民反映的1975年挖出的大量没有图案的陶缸情况相符。

那些破碎的红陶片，杨小栓看过后“感觉不错”，等他将碎片全部粘好恢复器物原形时，陶缸上的图案令他深感震撼，“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没有这类东西，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之后的事实证明，杨小栓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1979年春节，在郑州工作的汝州籍画家张绍文回汝州时看到了这个陶缸，深以为奇，回郑州后向有关部门汇报，并撰文发表在《中原文物》上，将其命名为“鹳鱼石斧图陶缸”，评价“这幅原始绘画是一件稀有的杰作……那自然生动、天趣无穷的艺术形象，无疑应列入‘神器’中去了”。

很快，省里派专项调查组前往临汝（现汝州市）进行考古调查，在撰写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中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

至此，一度被“嫌弃”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被紧急调往省博物馆，随后又被国家博物馆珍藏。

鹳鱼石斧图引人探索难解之谜

鹳鱼石斧图陶缸在被发现后的40余年里，引来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国家博物馆的刘钧于2009年4月在广州日报上发表题为《彩陶缸鹳鱼石斧图或是最早国画》的文章。称鹳鱼石斧图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为表现鹳的轻柔白羽，原始画师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国画的雏形。

对于鹳鱼石斧图上的鹳、鱼、斧形象的释读，多年来也颇具争议。有人认为鸟形是鹭不是鹳，也有人认为斧是表现权力的石钺；有人认为全图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商周青铜铭文进行考察，认为该图表现了当时仰韶文化中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的生死战争，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传说中黄帝与炎帝之战的史实，而石斧则是黄帝部落联盟中所有部落共有的族徽和统一的标志。

刘钧称，不管鹳鱼石斧图的真实含义究竟如何，它都展示出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文明，反映了人类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中国史前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

汝州市文物局局长李宗武说，除阎村遗址外，位于汝州市骑岭乡的洪山庙遗址在1989年发掘时，发现排列有序的瓮棺（陶缸等）136具，这些陶缸上发现了40多个浮雕和彩绘图案，除男性生殖崇拜图案有重复外，其他无论人物、动物还是日月，几乎没有雷同的。他认为，这说明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汝州可能存在一个氏族或部落联盟，且极富艺术创造精神。

近年来，因为鹳鱼石斧图陶缸在仰韶文化诸类型中十分罕见，国内考古界一些专家把阎村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阎村类型，认为彩陶图案艺术水平最高的莫过于半坡类型和阎村类型。就在去年，阎村遗址被纳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晋身“国保”级文保单位。

李宗武说，阎村遗址成为“国保”单位后，会得到更进一步的保护和发掘，而鹳鱼石斧图就像一个难解之谜，其真正的含义有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去考证，也有待更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去证明，但它珍贵的文物价值正日渐显露出来，它的神秘历史也终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6月3日

蒲城传奇：地下城池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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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店古城模型

□本报记者 王春生/文 禹舸/图

作为鹰城市民，对于我们朝夕相处的这座城市，很多人都知道它建于1957年，且是一座古地新城。

确实，早在4000多年前，我们平顶山就有城池了，这座龙山文化时期的“龙山古城”，埋藏于市区东部的蒲城店遗址，直到十几年前，经过考古人员的发掘，其神秘面纱才得以揭开。

两座古城藏于地下

平顶山博物馆“山下故原”展厅放置有一个带有城墙、壕沟的古城模型。

“这就是根据龙山古城制作的，古城东、南、西三面有城墙，北面是几千年前的古湛河。这座古城的发现，一下子把平顶山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之多。”5月28日，在古城模型前，平顶山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感叹道。

蒲城店遗址地处卫东区蒲城街道蒲城村北，早在上世纪50年代，它就被发现了，并在1963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因为修许平南高速公路平顶山段引线，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市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开始进行考古发掘。

“谁也没想到，这次发掘的成果如此之大！”娄金山说，经过一年的勘探、发掘，从这里发现了两个古城——一个是龙山文化古城，一个是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古城。

市文物局局长张水木说，蒲城店遗址是一处各个时期连续使用的大型遗址，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第二阶段代表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三阶段代表两周文化；第四阶段代表两汉文化；第五阶段为宋代遗存；第六阶段为明代遗存。

“蒲城店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古城，把平顶山城市建设的历史向前推进到4300年前，更在于同时发现了一座二里头时期的古城。更为关键的是，二里头时期的古城打破了龙山时期的古城，直接揭示了龙山与二里头文化的传承关系，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特别是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张水木着重说道。

▲蒲城店遗址出土的陶瓮

古城遗迹轰动考古界

市文物局考古工作者孙清远、米柯莱等曾参加过蒲城店遗址的考古发掘。身为副研究馆员的孙清远说，早在发掘之初，最先发现了二里头古城，古城里有成排的夏代房基遗迹，“一下子让在场的考古人员很兴奋，也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

2004年10月5日，受国家文物局委托，时任北京大学古代文物研究所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来到平顶山，对蒲城店遗址进行考察。

“李伯谦当天下午来到市区后，顾不上休息，就直接赶到蒲城店遗址发掘现场，首先查看了编号为Ｆ10的一处房基，认定是连间排房。随后，他连续查看了十余处房基，在仔细查看了两处门朝西的房基后，兴奋地说这种房基很少见。”孙清远说。

经过现场查看，李伯谦等专家认为如此集中分布的房基，属于夏代早期的大型居民聚落遗址，其中在不到4000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20多处房基，有一间、两间、三间和多间，最多为一排七间，每间的长度在２米至３米之间。从一处房子的房间数量看，这一时期正处在从群居到一家一户生活的过渡时期，出土有罐、盆、钵等陶器，石器主要为穿孔石刀。这在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中属首次发现，对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探索及早期夏文化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时期遗迹的分期，考古人员随后又向遗址东部扩大了发掘面积，最终又在二里头古城东部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池。经测量，龙山古城整座城东西长126米，南北长128米，东、西、南三面城墙的墙基清晰可见，城址面积1.6万余平方米。

“龙山文化距今4000多年，二里头文化在公元前1990年至公元前1660年。蒲城店遗址总面积20多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平均厚度约２米，最厚达４米。发现的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即新砦时期文化）的房基是当时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数量最多、排列有序的房址。”孙清远说。

正是因为两座古城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授予蒲城店考古发掘等13个项目为2003-2004年度田野考古奖，蒲城店遗址考古发掘获二等奖。

▲蒲城店遗址出土的 陶觚

五千年前的陶窑很惊艳

“龙山古城里当时发掘出一个陶窑，保存相对完整。”5月28日，在平顶山博物馆，娄金山指着一个高大的玻璃柜说。

玻璃柜里放置的陶窑高约一米，长两米多，顶部接近圆形，有11个碗口大小的圆孔。

娄金山介绍说，陶窑顶部的圆孔是陶室的火孔，起拔火的作用，主要是使放在窑室里的陶器坯体在烧制时能均匀受热，“这说明当时人们烧制陶器的技术已很先进了。”

参与发掘陶窑的孙清远说，这座陶窑的窑室、火塘、工作面及灰坑等组成部分齐全，是一处保存基本完整的陶窑遗址。后经考古专家鉴定，这座陶窑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保存如此完整的原始社会陶窑当时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远古时期陶器烧造工艺价值巨大。”

孙清远说，在陶窑旁边发现一个长方形灰坑，里面盛放的是大量的草木灰，这说明古人已很讲究环境保护。

为让陶窑永久保存下来，市文物局精心设计了迁移方案：根据陶窑的体积大小，设计定做了一个长3.2米、宽1.9米、高1.45米的特大木箱，然后将包括窑室、火塘及部分工作面在内的陶窑进行整体切割，用大量石膏、沙子等将切割下来的陶窑固定、填充后套上木箱进行移迁。

2007年，陶窑搬迁一事很受关注，《平顶山晚报》以《5000年陶窑安全“搬家”》为题进行报道后，新华社等国内众多媒体纷纷转载。

▲蒲城店遗址出土的平底碗（二里头文化）

神奇古城难解之谜

“蒲城店遗址就在那边。”5月29日上午，记者一行乘车沿建设路东行前往蒲城店遗址探访，车子刚过昆阳大道，同行的孙清远指着路南边不远处的村子说。

路北边的绿化带中，并列立着两块蒲城店遗址标识碑，一块碑上面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一块刻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孙清远说，这两块标识碑以西的路及路两边的田地就是蒲城店遗址所在地，古陶窑所在位置就在标识碑西边不远处。

孙清远有着近40年的田野考古经历，他说，在2004年蒲城店遗址发掘前，他常常来这里考察，每一次来这里，总能捡到石斧、石铲、渔网坠、纺轮等，其中一次在断层上还抠出牛的肩胛骨，上面有用火烧出的占卜用的记号。有一次，他不小心踢到了一块石头，拿起一看，是个馒头一样的石夯，手握着是光的，下面的面稍有弧度，而这个石夯后来被证明来自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新砦时期。

蒲城村村民王根义是蒲城店遗址文物保护员，今年60多岁了。他说，上世纪50年代村民们打井时发现地下有不少文物，“前些年我们这里的人只要盖房子挖地基，就能挖到东西（文物）。”

在王根义眼里，蒲城店遗址周围一直是热闹繁华的地方，“老一辈说，这一带以前形势大着哩！”王根义说，“村东南有看花台，以前是皇帝看花的地方，村里还有一个说法：‘鼓城岗，鼓城岗，点兵点将的地方’。据说西晋蒲王走时，曾留下话，‘谁要盖个蒲王庙，九缸银子十八轿’，说明这里是藏金埋银的地方。”

然而，蒲城店究竟先后活动过哪些部族、哪些人物？有过怎样的历史故事？因为所存史料匮乏，难以有清晰的定论。

孙清远说，蒲城店遗址已发掘的面积只是遗址很小的一部分，出土的文物已让世人震惊，那么，没有发掘的大部分价值若何呢？连同过往的历史，这成了一个暂时难解的谜。

6月4日

应国印象：神秘都城的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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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 禹舸/图

三千年前，有一个古国在鹰城这片土地上绵延存续约360年。她的名字叫应国，她的都城名叫应城，在今新城区滍阳镇一带。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如今古应城早已湮灭在碧波荡漾的白龟湖水下，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则在湖畔拔地而起。

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如何生活，曾经创造了怎样的辉煌？由于历史文献记载不多，我们知之甚少。但随着应国墓地的发现与发掘，古应国撩开了神秘的面纱，让我们有幸窥见她灿烂的文明。

应国墓地揭开古国面纱

5月26日上午，阳光照耀，沿新城区长安大道行至西滍村路段，上至一个慢坡，路南面有一个牌子，上书“应国墓地遗址”。

顺着一条不太平坦的路向南不远，就是遗址所在地。这里紧邻应河，顺河向南蔓延，当年发掘过的墓葬早已回填，举目望去，绿油油一片，高低不一的树木随风摇曳。

▲应国墓地遗址

“就是这里，1986年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就来到了发掘现场。”站在曾经参与发掘的应国墓地遗址上，市文物研究专家、平顶山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的思绪飘到了几十年前。

娄金山说，早在商代的甲骨文卜辞中就记载有应国，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即“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当时封建的国家有70多个，其中姬姓诸侯国有50余个，异姓诸侯国有20余个。姬姓应国封于周成王时期，大致在今南阳盆地以北至汝河以南地区，包括今鲁山县、叶县、宝丰县、郏县、襄城县等地。

《水经注·滍水》记载，应国位于滍水（今沙河）、应水、彭水交汇处。“考古专家推断，应国的都城应城就在墓地的南面。”娄金山手指着南面说，那里是原滍阳镇西南隅，1964年淹没于水库之中。

应国墓地位于一道南北狭长的土岭——滍阳岭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群众在这条岭上取土烧制砖瓦，陆续挖出了一批应国的铜器。根据铜器铭文，结合古代文献，经省市考古学者与专家考察论断，确认这里就是西周时期应国贵族墓地所在位置。”娄金山说，1986年应国墓地1号墓试掘成功，更证实了专家学者的推测。

于是，自1986年至200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文物管理局前身）组成考古队，在应国墓地进行了长达21年的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500余座，其中两周应国贵族墓80多座，其余为两汉平民墓及其他时期墓葬，“共出土铜、陶、骨、玉石、贝蚌等各类文物万余件”。

应国墓地的考古发掘，解决了应国历史研究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带有铭文，证明了《水经注·滍水》等对应国都城位置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文献的不足。鉴于应国墓地的发掘成果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996年其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0年入选河南省20世纪十项重要考古发现。

“鹰城”之名源自玉鹰

从应国墓地遗址归来，一进入平顶山博物馆第二展厅，就看到一只展翅欲飞的玉鹰。

▲白玉线雕鹰（正面）

这只玉鹰温润光洁，通体透明，长2.2厘米，宽5.7厘米，顶部与右翅有微斑，作展翅飞翔状，形态逼真。它向右扭曲的头部嘴衔右翅，形成一个穿孔，与双翅翅尖的两个小孔都用于穿绳佩戴，设计精巧，独具匠心。玉鹰眼睛和背翅施以线雕，两爪卷曲身下，看上去栩栩如生，充盈艺术的美感。

▲白玉线雕鹰侧面，可见其嘴衔右翅，形成一个穿孔

“这只白玉线雕鹰是1986年6月考古队在发掘滍阳岭应国贵族墓群中部的1号墓时发现的。”平顶山博物馆助理馆员巩镭说，“专家推断墓主人是应国贵族，玉鹰是他胸前的佩饰，不过出土时这只玉鹰已滑落至主人的腰部。”

巩镭说，殷商时期的部落多以鸟为图腾，应国以鹰为图腾应属商族遗风。后来应国墓地又陆续出土了一些以鹰为纹饰或标志的文物。史学界考证后，认为鹰是古应国贵族的族徽标志，与应龙氏族的图腾吻合。而这只白玉线雕鹰也显示着墓主人身份的尊贵，很可能是古应国贵族代代流传下来的宝贝。

当时在发掘现场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郝本性认为，出土鹰形器物，具有象征意义，证明应国就在此地。因为在我国的古文字中，应国的“应”字与“鹰”字为同一个字。据专家考证，这个玉鹰是一件具有族徽意义的重要文物。

平顶山市政府当时拟建造一座市标性雕塑，于是郝本性向市政府建议以玉鹰为参照物雕塑一只雄鹰，平顶山市也可以取“鹰城”为别名。后来这一建议被采纳。

2011年，郝本性在为《应国墓地》这本书作序忆及此事时说，鹰为高贵而优秀的猛禽，飞行速度极快，振翅而飞便直冲云天，鹏程万里；鹰勇往直前，富于创新和突破精神，充满生机勃勃的活力。他认为，平顶山以“鹰城”为别名，更响亮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

▲白玉线雕鹰 · 视频

如今，“鹰城”这个别名早已深入人心，而鹰之精神也成为平顶山的城市精神。

这件玉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许多参观者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芳容。来自叶县洪庄杨镇观上村的杜先生是第一次参观平顶山博物馆，他在玉鹰展柜前站了许久，尽管有人告诉他展示的玉鹰是一件复制品，他还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真漂亮，很有寓意。”

青铜铸造技术令人惊叹

“你看，这个像不像饭盒？”5月26日，在平顶山博物馆第二展厅一个展柜前，市民徐女士说。徐女士所说的展品是应侯盨，是一件器形完整的青铜器，长方形盒子下面有四条“腿”，上有盖子，盖子里面有铭文。

巩镭说，盨是古人用来盛装黍、稷、稻、粱的食器，说它像现在的饭盒很形象。

▲应侯盨

这件应侯盨还有个曲折的故事呢。巩镭说，这件文物曾流失海外，后来由西安企业家、国内著名收藏家王崇仁先生花800万重金从洪都拉斯文物拍卖市场上拍了下来，得知它是从应国墓地流出的，便决定让它回到最应该回的地方。于是，2014年，王崇仁先生将这件宝贝捐赠给了平顶山博物馆。

应侯盨为什么会流失海外？娄金山说，应国墓地引来了不少盗墓贼的觊觎。考古队在发掘M232应公墓的时候，发现竟有7个盗洞。娄金山回忆说，M232应公墓是一座积石墓，在应国墓地中规模最大，发掘时间最长。积石其实是一种防盗设施，盗墓者一旦入侵，积石就会塌陷。而在这座墓葬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宋代瓷瓶。“这说明宋代已有人进入该墓盗挖，瓷瓶应该是盗墓者遗留下来的酒器或水器。”

在平顶山博物馆第二展厅内，展示的文物以青铜器居多，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让人惊叹。在种类繁多的青铜器中，很多雕刻了精美的纹饰图案，部分铜器上的铭文明确记述作器者为应公、应伯、侯氏、柞伯等，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匍盉、邓公簋、柞伯簋等。

“应国虽是个小国，但应国墓地出土的文物却很高大上。”娄金山说，“这些青铜器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反映出应国有着高超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

6月5日

应国印象：上层贵族的品位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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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侯墓葬大都随葬五鼎四簋或者五鼎六簋

□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 禹舸/图

应国墓地的发掘揭开了古应国的神秘面纱，3000年前的应国贵族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如电视剧中看到的那样富丽堂皇、锦衣玉食？

曾经辉煌的应国，除了给后人留下大量的青铜器之外，还有玉器、陶器、货币、木漆器等，这些器物是反映应国历史面貌的重要实物依据。让我们跟随发掘的文物来看一看古人的“时尚圈”，感受不一样的精致生活。

时尚佩饰玉器 直追现代审美

莹白的玉石、墨绿的松石、橙红的玛瑙……在平顶山博物馆第二展厅，除了具有古应国族徽意义的白玉线雕鹰之外，还有一个玉器石器展柜也颇吸引眼球。

展柜里陈列的是出自应国墓地的玉璋、卷尾双龙纹玦、四璜联珠组合玉佩、玛瑙项饰、黄玉线雕鹰、玉玦、柳叶形青玉线雕鱼、青玉线雕蝉等，种类繁多，造型别致。

▲五列串珠组合玉佩（应国墓地7号墓出土佩饰）

“快看，3000年前的项链多美呀，跟现在流行的款式差不多！”5月28日上午，一位正在玉器展柜前观赏的女士，指着一件松石联珠组合玉佩对同伴说道。记者扭头一看，她指的是一条用墨绿松石细珠搭配红绿珠子穿成的佩饰。

平顶山博物馆馆员巩镭一听，笑了：“这是从231号墓出土的，古人的审美观可与现代人相媲美，他们也是很时尚的。”

“考古专家推断231号墓是一座应公少夫人墓。”巩镭指着这条项链旁边的一件漂亮的佩饰说道，“你看这件五列串珠组合玉佩，是从7号墓内出土的，其穿联方式与西周早期晋国墓地贵族夫人墓室出土的十列串珠组合玉佩相同，说明这是西周时期流行的佩饰造型。”

巩镭说，由于在地下历经数千年，出土的时候这些佩饰都是散乱的，是文物修复专家用鱼线重新一点一点穿起来的。

如果说女子的佩饰体现的是她们对于美的追求，那么男子的佩饰则体现他们的身份与地位。

▲四璜联珠组合玉佩（应国墓地7号墓出土佩饰）

应国墓地出土的具有族徽意义的白玉线雕鹰，是应国墓地1号墓主人应侯的随身佩玉。在展柜中，黄玉线雕鹰雕刻得也很精美。“这个也是应国贵族男子的佩饰，一侧留有小孔，应该是穿线用的。只不过，这件雕刻是平面的，白玉线雕鹰则是立体的，工艺更加复杂，更加精致。”巩镭解释说。

巩镭说，古代男子常佩玉，玉之比德于君子，是身份、人格和美德的象征，用以约束行止，谐和体貌。《诗经》有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古人还认为，玉能沟通人神，所以也被看作是殓葬防身的灵蕴宝物。

▲玛瑙珠（应国墓地出土西周佩饰）

▲玉璧 （应国墓地出土西周佩饰）

从应国墓地出土的玉器佩饰来看，当时的贵族男人已经懂得了充分利用玉器装扮自己，而且佩玉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时尚元素，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曾多年参与应国墓地发掘的平顶山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说，西周时期，随着礼制日臻完善，玉器成为贵族祭祀、征伐、宴飨、婚配、丧葬等活动时的家国重器。应国的玉器作品组合多样、刀法娴熟。

精美食器酒器 彰显先民智慧

大厅之上，尚未成年的应侯在母亲陪同下正襟危坐，卿大夫分列两侧，每人面前摆放着鼎和簋，鼎内盛着羊、乳猪、鱼、干肉和牲肚等肉制品，颇为丰盛。

这是平顶山博物馆用现代蜡像技术模拟的应侯宴请士大夫的场景，由于应侯尚未成年，母亲陪同一起执政。应侯与其母亲面前放置的是五鼎四簋，士大夫面前放的则是三鼎二簋。

▲铜方彝 （应国墓地6号墓出土酒器）

“鼎相当于现代的锅，是烧煮和盛放肉制品用的；簋相当于现代的大碗，是用来盛放黍、稷等粮食制品的。”巩镭说，根据西周的列鼎制度，天子享用九鼎八簋，大国诸侯享用七鼎六簋，小国诸侯相当于大国的卿大夫，享用五鼎四簋，上士享三鼎二簋，下士享一鼎。

“应国是一个小诸侯国，故而应侯用的是五鼎四簋。”巩镭说，从应侯墓葬来看，大都随葬五鼎四簋，或者五鼎六簋。这基本符合《礼记·王制》所谓“小国之君，不过五命”的行为准则。而应侯夫人的墓葬，较之应侯墓往往礼降一等。

在应国贵族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鼎、簋等食器，还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种类之多令人咂舌，根据用途可分为饮酒器、盛酒器、温酒器等，饮酒器有爵、角、觚、觯等，盛酒器也分为尊、兕觥、方彝、卣、壶等，而盉则是一种专门用于温酒或调和酒水浓淡的酒器。

应国50号墓出土的匍盉、85号墓出土的盘龙钮盖盉皆是这种温酒器中的珍品。“盉下设三足或四足，天冷的时候可以用来加热保温。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饮酒是多么讲究。”巩镭说。

▲盘龙钮盖盉 （应国墓地85号墓出土西周酒器）

在古应国贵族墓葬群中发掘的万余件文物中，酒器酒具就有3000多件，大多为稀世珍品，足证当年酒风之盛，酒礼之繁。

应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玉器上雕刻的精美纹饰也令人惊叹，其主要纹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重环纹、窃曲纹、垂鳞纹等，不胜枚举。巩镭说：“西周早中晚期的器物表面的纹饰是不同的，逐渐由象形纹发展到几何纹，应国墓葬与同时代的外地西周时期墓葬可以相互印证，这也说明当时各个时期的流行元素的发展变化。”

对此，娄金山感慨道：“从应国众多铜器、玉器的造型、纹饰、铭文和制作工艺来看，应国已具有比较发达的物质文化。正是应国先民的勤劳与智慧，才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应国文明。”

6月6日

应国印象：诸侯联姻的政治考量

▲诸侯联姻（模拟蜡像）

□本报记者 李科学/文 禹舸/图

出嫁的车队在平原上缓缓而行。华盖之下，盛妆丽人心思莫辨。

此时已是西周中晚期，邓国国君与滍水之畔的应国交好，将女儿嫚毗嫁至应国。随行车队满载器物，各式贵重的青铜礼器上雕刻着精美纹样，有些内部还刻有铭文；随嫁的姊妹衣香鬓影，相伴左右。

车轮滚滚，如同历史的前进，不舍昼夜。

近3000年过去了，当年随嫁的青铜礼器，如邓公簋，跟随主人长眠于应国地下，直到公元1979年。

废品收购站内寻回国宝

“邓公簋目前总共发现4件，平顶山博物馆现收藏3件，另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邓公簋的出现是如此激动人心，5月29日，平顶山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清远回想当时，仿若昨天。

1979年12月的一天，一位农民拿着一件铜器来到宝丰县文化馆，说是平顶山郊区薛庄公社北滍大队（现滍阳镇北滍村）砖瓦窑场工人在取土时挖出来的，问能否换些钱。当时薛庄归平顶山管辖，负责文物工作的邓城宝向这名农民讲解了国家的文物政策，告诉他交到平顶山市文物管理部门就能获奖励，并致电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告知此事。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个历史性时刻。

当时市文管办只有3个人，分别是耿殿元、张肇武和孙清远。他们等了一天，对方没来。第二天，大家去北滍大队了解情况。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小宝让会计卢自乾领着他们在砖瓦窑场的取土岭上转了一圈，确实发现不少墓葬，有些已被破坏。他们在现场搜集到了一些文物，当时砖瓦窑场的屋子里还扔着一些小件青铜器——车马器等。

砖瓦窑场工人说，之前他们也在泥土中发现过古代的铜器和玉器。大家初步推测，滍阳岭很可能与应国贵族墓地有关。他们找到出土铜器的地方，工人说，拿走铜器的人没有回来。

“怎么办？大家直接坐上公交车来到宝丰县文化馆，分析农民可能怕铜器被没收，或许会去废品收购站，就赶到宝丰县废品收购站询问。”孙清远回忆。

果不其然，废品收购站一名工作人员说确有此事，正打算把铜器送往县文化馆，说着拿出一个裹着器具的破麻包，打开来，正是一件古代青铜器。

“按当时每公斤4元的铜收购价格，这件重2.4公斤的铜簋被卖了9.6元。这就是价值连城的邓公簋。”孙清远感慨地说。

▲邓公簋

发现应国的第一条线索

“大家都特别兴奋，捧着铜簋爱不释手。”孙清远说，由于铜簋锈蚀较严重，他着手进行清理，触摸到底部时发现不是很平。“内部铸有铭文——这是件国宝呀！”刚刚从省里学习回来的他意识到这一点，激动不已。青铜器往往有一字千金之称，铭文异常珍贵，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铸有铭文，就立即晋升到了国宝的档次。

“邓公簋发现后，古文字专家、时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郝本性对铭文拓片进行了研究，得知铭文中记载着邓国国君将女儿嫁到应国，特意制作此簋作为陪嫁——这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应国。”5月26日上午，在新城区滍阳岭的应国墓地发掘现场，平顶山博物馆文物研究馆员娄金山说。

▲邓公簋上的铭文

此前，古应国仅见于零星记载的历史文献，方位不明，亦无实物依据，它的历史是一片空白。

“邓公簋是发现古应国的第一条线索。”孙清远说，第一件邓公簋被发现后，市文管办工作人员开始频繁地到滍阳当地砖瓦窑场进行调查并征集文物，给予工人奖励。用这种方式，他们又征集到3件邓公簋及其他一些文物。后来，工作人员又发现了一批应国贵族制作的应氏鼎等祭祀用器，这成为确认古应国贵族墓地的又一个有力佐证。

此后，随着长时期较大规模的钻探、发掘，越来越多的文物重见天日，古应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被一点一滴地拼凑起来，再现于世人面前。

诸侯的生存之道

5月26日上午，新城区滍阳岭应国墓地发掘现场，郁郁葱葱的植被已覆盖了几千年历史的影子。而在平顶山博物馆“应国印象”展厅里，那件揭开平顶山历史厚重一页的邓公簋静静地立在一个陈列柜内。

铜簋口沿饰窃曲纹，腹部瓦纹，圈足径20厘米，高3厘米，饰斜角云纹；圈足下又置3个小扁足，上端饰兽面纹；双耳为兽首衔环；器底外部有明显的方格形铸痕。穿越时光，仿佛能看到几千年前的匠人屏气凝神，在范面上一笔笔雕出这细致精美的纹路。

▲应姚簋

邓公簋内刻有3行共12字铭文：“邓公乍（作）应嫚毗媵簋其永宝用”。“邓国为嫚姓，毗是女子的私名。铭文意思是说，邓国国君为女儿应嫚毗出嫁至应国而制铜簋，希望她能够永远珍爱地使用——这是一件陪嫁的青铜礼器。”娄金山解释说。

“邓国和应国的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邓国是周王朝的第一道防线，申国是第二道，应国是第三道。”平顶山博物馆馆员巩镭说。应国与邓国、申国都有联姻关系。

应国是周王朝东都——成周之南的屏障之一，承担着艰巨的防御任务：抵御日渐强大的楚国与南淮夷北侵，保卫成周洛邑。邓国是西周时期南土的重要诸侯国之一，都城旧址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西北十余里处，是沟通南北、连接江淮和巴蜀的重要交通枢纽。事实上，湖北襄阳邓国墓地曾出土两件侯氏为女儿孟姬所作的铜簋，表明应侯也曾将女儿嫁至邓国。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

“邓国与应国的政治联姻显示了两国的亲善关系。这种婚姻外交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对当时的土地扩大、文化交流等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娄金山说。

在平顶山博物馆内，所陈列的应姚鼎、应姚簋、应姚盘、侯氏鬲、邓公簋、应申姜鼎等都证实了两周时期，应国与邓、申等诸侯国之间联姻关系的存在。

应申姜鼎有铭文“应申姜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其中的应申姜就是嫁与应侯的申国姑娘，是应国国君夫人。

“这里有小国君和母亲宴请大臣的场景模拟，是不是说明应国时期有妇人执政的情况？”参观的市民尹先生问。

“商周时期以男性为主导，妇人执政是不合礼制的。但根据出土的铜器铭文，推测在西周晚期的应国，由于新继位的应侯年纪尚小，曾两度出现过应姚等妇人执政的局面，而且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娄金山回答。

▲妇人执政（模拟蜡像）

巩镭也说，作为小国诸侯，应国国君列鼎数量为五鼎四簋或五鼎六簋，国君夫人则比国君低一个阶次。但应国其中一位应侯夫人墓中出土有五鼎四簋或五鼎六簋，与国君同阶，且能够制作大量礼器。据考证，这位应姚历经三代应国国君，推测有可能在某一阶段执掌朝政。

应申姜拥有制作应国公室重器铜鼎的权力，可能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或曾执政。不过，关于应国时期妇人执政在现有文献中并无记载，也仅仅是一种推测。

“但推测加重了大家对历史的遐想，厚重的历史于是变得生动而鲜活，充满意味。”尹先生颇有兴趣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