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金丽丽 | 《燕行录》蒙古史料札记一则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二月，朝鲜使团访问北京。使团中有金昌集为正使，其弟金昌业以“子弟军官”的身份随同访问。同行的还有崔德中，他的身份是谢恩副使。根据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初三朝鲜使臣到清朝的使团的名义是“谢恩兼三节年贡行”，其主要任务是谢方物移准、谢犯越免议、谢发貂皮以及谢定界。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五日，他们在畅春苑（位于今北京海淀区，圆明园南，北京大学西）清梵寺（今北京海淀区老虎洞西口）接受皇帝的召见。他们在清梵寺门口遇到蒙古王公的福晋，并记录在他们燕行记中。金昌业《金稼斋燕行日记》“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五日”条下记畅春苑清梵寺“外门内月廊阶上蒙古女三人坐焉。面皆广颧，一蒙古王妻，二其侍女也。三女皆穿貂衣，戴貂帽而着靴，编发作两条前垂之。其主以黑缯裹焉。侍女或立或坐，而主则坐于红氈终不动。余问所以来，蒙古王死而其子幼不能朝，故其妻自来云。”同行的崔德中在其《燕行日记》描述了同一场面：“夜四更，三使臣及一行某某人，又往畅春园，余亦随陪，入处清梵寺……使臣退还寺所，寺中门外有二女，编鬓垂耳下，一则坐毛方席，一则侍立，余怪而问之，则答云蒙古之女云矣。”女性代表其夫君觐见皇帝，而且是“蒙古女”，这是引起朝鲜燕行使者好奇并留下记录的原因。两种燕行录，记录同一画面，字里行间充满新奇和陌生的印象，却并未说明去世的王公是谁？或者这个福晋是哪个王公的福晋？金启孮先生应该是中国蒙古史学界较早注意到燕行录的蒙古史料的。金启孮先生在内蒙古大学工作期间（1958—1982）读了金昌业的日记，并做了札记“朝鲜使臣眼中之蒙古”，后来收录于《清代蒙古史札记》。至于崔德中的行记，由于条件所限，他当时没能看到，当然也未能考证日记中出现的蒙古福晋的身份。韩国学者朴元吉先生《朝鲜与蒙古：崔德中、朴趾源、徐浩修的旅行记中出现的对蒙古的认识》向读者揭示了《燕行录》中的大量蒙古史料，其中就包括上引两条史料。不过，他也没有考证金昌业和崔德中记录的蒙古福晋的身份。
《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年）三月壬子，喀尔喀多罗贝勒布达扎卜故，遣官致祭。”齐木德道尔吉、黑龙、宝山等编的《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抄录这条史料。朝鲜使臣遇到蒙古福晋是在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五日，也就是说，皇帝接见蒙古福晋也是这一天。金昌业的日记为我们提供明确的时间坐标。四天以后，也就是二月初九日丁巳，理藩院向皇帝提交布达扎布之子承袭方案并得到皇帝批示。《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二月丁巳条记，“理藩院题，喀尔喀多罗贝勒布达扎卜故，查册内并无世袭之语。其子云敦林臣或袭贝勒，或降袭公爵，请旨定夺。得旨，云敦林臣著袭封镇国公。”也就是降两级承袭。《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也有收录这条史料。
《清实录》没有记录关于王公福晋代夫觐见皇帝的事情。但是根据时间推断，笔者认为《燕行日记》记录的“蒙古女”就是蒙古王公布达扎卜的福晋。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九日理藩院报请皇帝承袭爵位并迅速获得批示，与四天前蒙古福晋觐见皇帝有直接关系。
康熙五十一年去世的布达扎卜是喀尔喀蒙古车臣汗硕垒之幼子，《大黄史》记为“贝子布达扎布济农”。《阿萨拉格其史》记为“布达扎布额尔克台吉”，这些姑茹玛《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已经说明。康熙三十年，封札萨克固山贝子。十一年，“札萨克额尔德尼济农贝子布达扎卜管东路中左军事。”康熙“五十年，封贝子布达扎卜为多罗贝勒。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去世。（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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