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言语行为：言者与听者的共舞
连载读书笔记汇总说明
今年春节以来，借着疫情宅家抗疫的时光，复习了若干中外著作，首先是Stephen Pepper的World Hopothesis，然后是汤一介的《郭向与魏晋玄学》，接着是陈鼓应注译的《庄子今注今译》，然后是邓晓芒译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今天有余力想再把Skinner老爷子的Verbal Behavior重温一遍。想到过去曾经做过连载的读书笔记，既然要重新温习，何不先浏览一下两年前读书的痕迹？从头看完，感觉当时所感并不过时，也无过大疏漏错误，何不汇总在一起，以飨读者，也算是再读的一个时间标记。
斯金纳
斯金纳的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读到第三遍，才开始有些感觉，才算是管窥一斑地看到老爷子当年写这本书的一些框架脉络，尽管老爷子在他的个人后记中也提到，他对此书框架脉络的构思，材料的选取、组织和安排，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言他所欲言，行他所当行（Stating the matter in the most selfish light, I have been trying to get the reader to behave verbally as I behave, P455）。
但是，实现老爷子这个目的，却并非容易，因为我个人的体会，与读其他的书不同，读老爷子这本书，实际上是抑制言说冲动的：
首先是他所言说的意思你总觉得还没有揣摩明白，需要“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样的不断与“条件和机会”（contingency）链接的过程。功夫不到，自然不见其义，不见其义，言从何来？
其次，他是对言语行为做了科学解释而非对言语行为给予的研究报告。解释是一种理论，或一种学说，多少有自足，至少有自洽的味道；研究报告不同，你要说明你的实验条件、实验范式、实验结果以及实验意义，多完美的研究总还是能暴露其问题和不足的。所以，一旦你读明白了，也就有种“言已尽意”的感觉。所以，读老爷子的书，不是云里雾里，就是无话可说，愠恼的很！
第三，读书过程中的“后见”总是照见“前见”的壅塞蒙蔽之处，殊不知“后见”之后，仍有“后见”也！
然读而不思，不是本人的习惯；思而不发，不是本人的作为。既有感有思，那就一吐为快，至于是我注解斯金纳，还是斯金纳注解我，留给读者自评吧。
潘文逸 | 油画
我跋涉旅途，烦渴困乏，见有井水，自取而饮，此一行为也。见有挑水者，我呼而饮，此亦一行为也。前者行为直接作用于物理环境，也被环境中的变化（得水而饮）所强化，人之一生，此类行为不可计数。后者行为却是作用于另外一个人（媒介），借此人而得到强化的结果，人之一生，此类行为亦不可计数也。
斯金纳所关注的，就是这种借助他人而被强化的行为，他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这个作为中介的人，就是“听者”（listener），这个言语行为的发起者，就是“言者”(speaker)。言者借以影响听者的一切行为（声音的、语言的、手势的、媒介的等等）都是言语行为。
听者所以能够强化言者行为，首先必须具备受言（能区辨言者行为并付以行动强化言者行为）的能力，而这个受言的能力，其实本身也是听者作为“言者”的“言语行为”能力（包括声音的、语言的、手势的、媒介的）。
由言者和听者共同组成的“言语行为”组合，就是我们言语行为所以能够发生的最基础的“言语社区”（verbal community）。在同一个社区内，言者和听者共享言语行为的便利和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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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言者，则言无所载；离开听者，则言无所向；离开言语社区，则言无所出；离开大千世界，则言无所指。
大千世界对言者而言，包括三个部分：物理的自然世界，你我他的人际世界，以及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内隐的言语行为为特征，言者和听者在一个皮肤之下）。
对物理的自然世界真确了解，言者改变世界服务自己的行为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对人际世界的规律越是熟悉了解，言者悦人利己的行为能力就会大大增强；言者越能自省自知，自己的行为就越是从心所欲不逾矩（逾矩的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都在自省自知中惩罚掉了）。
言者的眼耳舌身脑可以助言者真确的认识物理的自然世界；听者的眼耳舌身脑也可以助言者真确的认识物理的自然世界。言者悦人利己的行为可以示范听者，也可以师范听者。言者不与物理世界、人际世界、内心世界往来互动，则自省自知无源无根。
所以，在只有人人既是言者也是听者的言语社区里，人的能力和利益才能最大化。把一个还不具备言者能力（当然也不具备听者能力）的生物人（原初的婴儿）教育培养成言者（听者）对言语社区的价值和必要性就是显然无疑的了。反过来，当这个生物的婴儿成为言者以后，他拥有言语行为的能力对他自身的好处也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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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就是将一个不具备言者行为能力的个体培养成一个具有言语行为能力的合格社区成员（成为这样一个社区成员的意义，于言者自身，这些言语行为能力对其认识、改变物理世界，影响和左右他人行为，自省与自知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于言语社区而言，增加一个有言语行为能力的合格社区成员，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可以被影响和借以利用的听者）。
那么，从一个不具备言者行为能力的生物人，个体是怎样成为一个言者的呢？言者行为又是如何被引发并进而成为言者可靠的行为能力的呢？
我们观察言者行为的来龙去脉，可以看见这么几个基本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就是“要求”类的言语行为。
引发这一类言语行为的控制变量（行为前的事件或因素），主要的不是外在事物或其属性本身，而是对该事物一定时间的剥夺（匮乏状态），比如，在长时间没有喝到水的背景下，言者见到听者在侧，可能会说“水”、“水！”、“给我水”、“给我水！”、“介不介意给我倒杯水？”、“您这位绅士，应该不会介意给我这个困渴之人一杯水吧？”，或者，看着听者同时指自己的嘴然后指向水。听者在言者这些行为之后，取水给言者喝，结束了言者和听者之间在“要求水”这个行为单元上的互动（但言者和听者完全可以继续互动下去，那就是对另外的行为单元的分析了）。
另一个引发该类行为的控制变量（行为前的事件或因素），是言者处于厌恶刺激或者厌恶刺激的威胁之下。比如，你用挠痒痒的方式去逗弄一个孩子，他却并不受用，相反，非常讨厌这种干扰他的行为。这样一个背景变量之下，他可能说“不要！”或者冲你摆摆手或者摇摇头，无论是说“不要”还是摆摆手或者摇摇头，你都停止了对他继续的逗弄，那么，这两个行为形式也是“要求”类的言语行为。它起于你逗弄孩子，止于你终止了逗弄的行为。
因此，要求类的行为发生的背景变量（主要控制因素）存在两种情况：对某事物的匮乏状态或者处于厌恶性刺激（或其威胁）之下。
那么，还不具备言说能力的婴儿饿了、尿了或臭臭了（当然也可以是冷了，痛了等等）之后的哭声是不是“要求”类的“言语行为”呢？这个却不尽然或者必然是。不仅如此，区分婴儿在饿了、尿了或臭臭了之后的“哭声”是不是言语行为，对我们真正了解言语行为的概念，至关重要，因此，Skinner在言语行为一书的章节里，以及该书之后又专门在“verbal community”这个附录里，分别对此加以鉴别。
这个区别就在于要看这个行为是先天的反射行为（elicited, reflexed），还是后天的学习（强化）行为(evoked, reinforced)。
如果该行为仅仅是一种反射性的行为（往往是未分化的哭声），那么，尽管每一次哭声也可以影响到另一个人（比如妈妈）的照料和抚慰，那么，该行为还不能是“言语行为”。
它被定义为“言语行为”，应该是在这种反射行为以及后续妈妈出现、照料、抚慰的结果相结合若干次以后，比 如，妈妈听到孩子哭先去喂他奶，但孩子还是哭闹不止（注意，虽然仍然是哭闹不止，实际上哭的行为始终在变化），又去换他的尿布，换了尿布以后，孩子就不哭闹了。
如此，在换尿布时孩子特殊的哭闹行为被强化。这种行为被强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孩子是故意引起妈妈注意或者利用哭声引起妈妈注意，但实际上孩子并不是利用这种特殊的哭声，或者故意以这种特殊的哭声引起妈妈的注意，而是，妈妈的换尿布行为恰好发生在这种特殊哭声以后，这种特殊的哭声就会被自动强化（以后，他处于尿湿这种厌恶刺激的背景下，这种特殊哭声出现的可能性自动增强，它不尽然是一种故意的行为，甚至，极有可能是一种无意的行为增强）。
这时候，该哭声就不再是一个反射行为，而是后天的被强化的行为。细心的妈妈此后往往能从哭声中分辨哪个哭是饿了，哪个哭是尿了，哪个哭是臭臭了。其实，是其中一种哭声下得到了妈妈忙乱处理中一种恰当的处理。该特殊哭声就和特殊的引起哭的特定情境（饿了，尿了，冷了，或臭臭了）耦合，妈妈对这种耦合规律的意识，让她能从哭声中分辨孩子所处的状态，并给予恰当的处理（不如当初的那种忙乱）。
这种通过听者并借由听者强化的言者的行为（特殊的哭声），而不是特定情境下的反射行为（未分化的哭声），我们才开始称之为“言语行为”。
由此可见，鹦鹉学舌，动物之间的交流，大多数都是先天赋予的本能或者反射行为，都不能在严格意义上称其为“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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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形就是受言语刺激控制的言语行为。
这一类言语行为往往受之前的 听觉或者视觉形式的言语刺激所控制和引发，常常在更广泛意义的教育行为中出现和应用，包括：仿说行为（或复诵，echoic behavior，受之前听觉的言语刺激引发），阅读行为（或朗读Textual behavior，受之前的视觉的（文字的）言语刺激引发），抄／听写行为（Tranion，分别受视觉（文字的）或听觉的言语刺激所引发）以及内联言语行为（Intraverbal behavior，既可以受听觉的言语刺激，也可以受视觉的言语刺激所引发）。双语或多语种之间的翻译行为（translation）也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内联言语行为。
我们由无意义的喃喃自语，到有意识地仿说音节、仿说单词、再到仿说短语、句子，并在仿说的基础上练习主动性表达和创造性表达（提要求或命名描述），以至于成为一个“自由”的“说”者，仿说这种言语行为对我们口语能力的形成功不可没。仿说，也因此是特殊教育中言语行为开发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说读书在并不遥远的古代，还算是少数人（读书人）的行为，在近现代，它已经成为平民百姓不可或缺的行为技能之一 （当然，阅读的，并不尽然是书，还包括写在大街上、高楼上、会所里那些图文的言语信息）。
对已经成为言语社区的你我来说，阅读大多数变为一个默默而行的言语行为，但我们看那些正在被培养成为言语社区合格成员的儿童那里，朗朗的书声还是不绝于耳。或者，我们试问自己，现在所能默读的哪一个字词，不曾出声诵读过至少一遍甚至多遍？我们一开始的诵读多是发声的，这样才便于我们的教育者（把我们培养成言者的那些人）判断并强化我们正确的阅读行为。一旦我们自己成为合格的阅读的言者，或者我们的教育者确信我们可以正确的阅读了，再把所看到的文字朗读出来的行为就经常会受到惩罚，我们转而默读，成为自己的听者，并借由内联言语行为（大部分表现为思考）体会阅读的快乐。
听写和抄写，也是教育行为的基本途径之一。能写基本上是以抄写和听写这两个言语行为技能为基础。从描红到描字，从抄写到听写，一个不能写的言者，渐渐就转变而成一个能写的言者。由听写和抄写（当然不限于此两个基础，还包括更多，尤其是内联言语行为）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创作的写的能力（writing，writer），既是他的言语行为技能之一，又进一步大大扩展了他的言语行为范围。
内联言语行为（intraverbal behavior），是借由一切形式的言语刺激（听觉、视觉）所引发的，但又与仿说和抄写以及阅读和听写这几类行为不同，在刺激和反应上不存在点对点的一致关系（仿说和抄写：刺激和反应在形式上类同；听写和阅读则存在点对点的对应），这样的言语行为，Skinner命名为内联言语行为。比如，问“2+2＝？”回答“4”的行为，就是一种内联言语行为。一切形式的 言语刺激（听觉和视觉）所引发的言语反应，如果不能归类在有点对点对应关系的上述四类言语行为中，都可以概略地归类在内联言语行为之中。
用不专业的俗语来感性地描述受言语刺激控制的这类言语行为，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话”生“话”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方便理解，不可追究用词的准确与科学）。以“话”生“话”，把一个不能“言”者培养成合格的言语社区的“言”者，离此能行否？！
需要对以“话”生“话”再给予一点专业的解释，前一个“话”，是言语社区中的某个成熟“言者”的话，也是面向待培养成为的那个言者时的“听者”，即“教育者”的话；后一个“话”，则是正在接受培养成为“言者”的那个“受教育者”的话。如果你能对这一段绕来绕去的“言者”和“听者”绕而不晕，那么，看Skinner的言语行为这本书，就有很大便利。
我说，这类言语行为 常常在更广泛意义的教育行为中出现和应用，并不是这一类言语行为只出现在教育和培养中，事实上，它们也大量出现在每一个成熟”言者“的日常生活中，至于例证，自己思考或者看老爷子的书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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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形就是受言者所在的物理世界中的物与事（the thing and event of the physical world）控制的言语行为。
物理世界中的物连同其属性，事连同其变化作用到言者，在听者存在的背景下，向听者描述（名事状物），Skinner把这一类言语行为概括为言指（名事状物，Tact）。国内学者通常翻译为命名，有失狭隘。老人家不是一个创立新名学的好事者，特别讲究能简不繁，能旧不新，所以整个言语行为大厦统共也没有比传统多用出几个新词，而言指 （名事状物，Tact）就是其中之一。读书到此，不能不甚加琢磨，不得不广为留意。
而要透彻领悟老人家创设“Tact”一词究竟，除了深入了解品味各种Tact（言指）实例，尤其是他所列举的各类Extended Tact（扩展言指）的实例以外，还要时刻咂摸他创设此词的思想根本：这个词（Tact）有着提示“与物理世界接触“这类行为的便利（The term carries a mnemonic suggestion of behavior which “makes contact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老爷子之所以弃传统的“象征”、“符号”、“意义”、“信息”等语义学或逻辑学的专业词汇不用，就是因为这些词都只强调或者指向言语行为本身，而不是言语行为与其控制因素的关系。因此，在这里，我把Tact翻译成言指（名事状物），大家也应该注意，不要把这个“指”再指回言语行为本身的意义所在，而是“指”向言之由来的控制变量，是言外之物，而非言之所指（意义）。虽然，这言外之物和言之所指有交叉重叠之处，但区分他们，对于理解整个Skinner 的言语行为体系还是至关重要的。
言指 （名事状物）作为一类言语行为，就其本身而言，它也构成了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也是传统的意义学理论的几乎全部研究对象。
名、实、意交织，它又与哲学、逻辑学不无瓜葛。Skinner的言指 （名事状物）所说多在言外（控制变量），而言指本身，也就是语言行为（因变量），它的意义多在言内（是逻辑学、意义学的对象）。
然而逻辑学、语义学作为传统的学问又被我们如此熟悉，这些语义上的专业名词对我们领会Skinner的新词，不仅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我们对语言行为按照Skinner的思路去理解。老爷子在撇清传统语义或意义学的影响上面，着墨甚多，读者怎可轻易绕过？！
有物先在（A），有事既发（A）；名事状物（B）；听者有答（C）。这就是第三类言语行为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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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真的读懂了Skinner言语行为第五章（Chapter 5: The Tact），或者，假使Skinner再生且又精通汉语，他当对下面的论断戚戚同感：
“名不实指（语言的意义皆为虚指，是抽象的概念），实自无言（物离开言者只是寂灭无识）。名实关联，在时在境。”
境下（际会因时）有物、有事（可名）有人（听者和言者），言者才有了“名事状物”的言语行为，听者置身其中，自然对言者的“言指”也能反馈一二。然而，物之本，言不可及（对物理世界的本质、本来，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所不可触及的；见康德）；物之相（物理世界的现象），言语又不能涵盖毕尽。言者、听者也不过各得其一二相而已。但就是这一二相，听者也可以馈赠言者：异、然、否。
异者，你见一，我见二也。
然者，你见一，我见一也。
否者，你见一，非一也。
不要小觑了这“异、然、否”，无相异，怎知世界多彩多姿；无相同，你我又有何可说；无相否，“真确”又从何而来？知同异，识真确，无论对言者还是听者，还是对我们共生的言语社区，其价值与意义，还需要多说吗？！而这一切，无不在言者和听者之间的轮回中产生。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不同的言语社区，对言者“言指”（名事状物）行为的包容程度（相异、相同、相否的程度）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在语言文学社区，包容程度最大。言者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扩展的言指”行为，可以夸张、夸大，可以明喻、暗喻，可以猜度、想象，可以寓言、箴言，可以局部代替整体。
在一般百姓社区，包容程度也是一般。但某些语言文学社区可以出现的言指行为在这里，就有可能受到惩罚（比如你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借所创造人物的口说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触犯禁忌的话，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话就遭到惩罚）。
在科学社区，包容程度最小。一般而言，科学社区不鼓励“扩展的言指（名事状物）”行为，而强调“言指（名事状物）”严格地对应引起言指行为的物理世界中物、事或其属性本身。言者自身的兴趣、主观发挥被限制到最小或者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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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理世界接触，名事状物的“言指”行为虽然难为客观精确，但毕竟言者与听者同处一个物理世界，言者有指，听者有应，相异、相然、相否都还可以因为与共同的第三者（外在刺激）的接触而直观自明或者经过反复接触而得到印证。
与人际世界的接触，他者（听者）言说举动，虽不似物那样相对恒在，但也客观可察可记，言者听、仿、读、写，其源头也可追溯。
与自己的内心世界接触，由内在世界的刺激所激发的名事状物的“言指”行为，取言者言称“我牙痛”为例，言语社区对这类来自言者内在世界的刺激（私有刺激，Private stimuli，不可被公开观察、测量、分享的刺激）所激发的言语行为又是怎么样塑造并强化、建立的呢？
Skinner在言指（The Tact）这一章里提供了四种可能的途径（There are at least four ways in which a reinforcing community with no access to a private stimulus may generate verbal behavior with respect to it）:
1.借内在（私有）刺激普遍伴随的外在（公有）刺激：牙痛是一个内在刺激（痛觉刺激），但牙和牙龈组织的病变（肿胀、发红、龋变的牙和牙龈）是普遍伴随痛觉刺激（内在刺激，私有刺激）的外在（公有）刺激（可以被他者感知的刺激因素）。这个外在刺激（公有刺激）就可以被言语社区利用，来建立对内在刺激（私有刺激）激发的言语行为的强化。
Skinner进一步举例说，这就像一个盲人通过触觉（内在刺激）感知一个物品（外在刺激），而他的老师通过视觉（内在刺激）感知同一个物品（外在刺激），再结合仿说，教会一个盲人命名该物品并强化此命名的言语行为是一个道理，这里最关键的纽带是，触觉性的刺激和视觉性的刺激（都属于内在刺激）是相当紧密的由同一个物品（外在刺激）相联系着。
这里，需要大家了解三类刺激的不同：外在刺激（物品），该刺激引发内在刺激变化（触觉与视觉），觉知就是一种言语行为反应（命名物品）。
严格意义上，一切感觉都是内在刺激（视触嗅听味以及本体感觉），我们经常会把视觉误会为外在刺激，那是因为我们都能看。对于一个不能看的人，看的体验就只能是看者的内在刺激了，但他可以触知一个外在刺激，如同一个能看的人看而知一个外在刺激。这些“知”又都需要言语社区的教育（强化）而获得（因而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
在行为学里，刺激代表着世界中一切的物与事（包括行为前、后事件以及行为本身的事件）。
2. 第二条途径是利用针对内在刺激的并联反应（collateral response），而这些并联反应对听者和言语社区而言，往往是外在刺激（公有刺激）。譬如，牙痛（这个内在刺激）除了触发“我牙痛”这个言语行为，往往还触发“以手捂住牙这部分脸颊”、“皱眉等特定的面部表情”或者“以特定的时序发出的呻吟声”等等。当言语社区看到这些外在行为反应（外在刺激）的时候，也总是能够有效而且恰当的强化言者“我牙痛”的言语行为。
3. 第三种途径就是利用比喻或者替代等“扩展言指”的方式而完全绕开内部刺激。比如心情低落（被压低，几何学），情绪激越（整合不良的兴奋激惹状态，紧张），心花怒放（时序和几何）等言语行为，大概取义于一些内在刺激与外在刺激在几何学、时序性和强度上类似（或常相伴随）的一种类比（或替代）言指。通过这样的扩展言指行为，听者不必获取内在刺激本身，也能对由该刺激而激发的言者行为有所然、异、否（只是，听者对此类言语行为反应没有那么确切的把握去反馈而已）。
4.如果一个行为是用来描述自身，即对行为自身的行为反应，比如“我在开窗户”，言者开窗户的行为与言者的“我在开窗户”的言语行为，对听者而言，同时但分别是一个外在刺激（公有刺激，分别借助于听和看而知其存），对言者自己，这也是同样的外在刺激。但言者描述自身行为的言语行为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言语社区的强化，相反，甚至有可能得到惩罚，因此，言者描述自身行为的言语行为就有可能在听者看来消失或者消退，但对言者而言，却不尽然，他的开窗户的行为刺激可能依然足够强大到引发描述该行为的“言语行为”，只是这个时候，他的“言语行为”变为一个只有言者自己感受到的“内在刺激”（私有刺激），是一种未公开声张的听者为自己的“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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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要下雨”作为一个言者的言语行为，如果同属一个言语社区的听者与言者同处一个“天要下雨”的外在刺激背景之下，听者即能当下强化言者，“是的，眼看就要下了”。在这里，言者的言语行为被听者强化，是听者与言者同在“言指”的背景之中。
但是，如果“天要下雨”这个言语行为正好是听者当下关注的内容，而听者又不在与言者同一个“天要下雨”的外在刺激背景之下，那么，言者的“天要下雨”对听者而言，就是一个不尽完善的“言语行为”，听者可能不是当下对言者进行“异”、“然”、“否”的回应，而是可能对言者回应以“你怎么知道的？”
听者对言者的这样一个回应，有两个功能，听者不仅关心“天要下雨”这样一个言者的言语行为，更关心引发言者“天要下雨”这样的言语行为的控制变量。因此，言者“天要下雨”的言语行为，在听者的影响下（历史的或者当下的），可能就有如下补充和变化。
“（我看到天空乌云密布，风声乍起，该是）天要下雨”，通过言者的这个“言语行为”，听者即知言者的言语行为为“言指”（tact）。
“我从报纸上读到‘天要下雨’”，听者即知言者的言语行为为诵读（textual）。
“我听李四说‘天要下雨’”，听者即知言者的言语行为为“复诵”（Echo）。
如果言者了解到听者今天要外出野餐是时下听者的一个强烈期盼，说“天要下雨”就是一个带有厌恶性后果的言语行为，言者在表达这个基础的言语行为“天要下雨”时，可能会加入“我不得不说‘天要下雨’”，或者“我恐怕要说‘天要下雨’”。
这些对言者“天要下雨”控制变量的补充描述，对听者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反过来，听者也只有在比较精准地了解到言者“天要下雨”以及其由来，才能更为精准地回应言者的言语行为。
这种在既有言语行为的基础之上或者依存于特定言语行为的 言语行为，Skinner称之为 自引申（Autoclitic）言语行为。自引申言语行为，是对影响或控制基本的言语行为的前、后变量因素的补充描述，它既可以指向引发基础的言语行为的变量因素以及其属性，也可以指向既往该基础的言语行为在听者那里获得的厌恶或强化性的后果，以及对反映这种后果的调整或补充。
自引申行为本身与其他行为一样，也是操作性行为的一部分，受行为前、后因素的控制和影响，但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内在的“我”在表达他的主张、目的，态度，意图和情感，因此更具有“心理论”的迷惑性。
应该说，自引申（Autoclitic）言语行为是Skinner对言语行为操作性解释的一大重要发现，它在前述几类受刺激变量控制的言语行为本身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言语行为由来（控制言语行为的刺激变量以及其属性）的补充描述，极大丰富并完善了我们对言者行为的操作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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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言者）的言语行为受言语社区里的听者（listener）强化而习得，强化言语行为的听者逐渐地本身成为控制言者言语行为的区辨刺激，只有在听者（可以是言者自己）在场的情况下，言者才有可能有言语行为出现，听者不在场，则言语行为终止或者消失。
这个在场的、作为控制“言者”“言语行为”的区辨刺激的“听者”，Skinner把它特别地区隔出来，称之为听众（Audience）。所以，“听者”是以“听者行为”强化“言者”“言语行为”的专称；“听众”是以“在场身份”控制“言者”“言语行为”的专称。
与控制“言指”、“复诵”、“朗读”、“内联”等言语行为的区辨刺激影响特定的言语行为不同，“听众”（Audience）这个区辨刺激，控制着一大组不同的言语行为反应。且不同的“听众”控制着“言者”不同的“亚分类的言语行为谱系”（subdivisions of the repertoire of the speaker）。
控制最大的“亚分类言语行为谱系”的“听众”，是这样的语言社区，在这些社区里，那些被称为“英语”、“法语”、“汉语”等等语种（language）的“语言行为”得到强化。
在同一个语种的语言社区内部，许多行话、黑话、方言、俚语等言语行为则被特殊的“听众”控制。一个成年人在他周围的成年人堆里很难说出“婴儿话”，但给她一个孩子，她自然而然地会有“婴儿话”脱口而出。我出生成长在山东汶上老家的农村（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年），在北京乃至全国我工作的圈子里，即便我想露几手山东汶上农村的土话，也未必就能张口就来，即使来了也还是有几分不像，但一回到老家农村，那些土话就喷薄欲出。
Skinner区分了三类“言语行为”可能性较低的情况：没有听众的情况下；有听众但听者不强化言语行为的情况下；有听众但听者惩罚言语行为的情况下。在最后一类情况下，这样的听众，Skinner专门称之为“负面听众”（The negative Audience）。皇帝、高官、上司、领导都是极有可能成为“负面听众”一族的候选；对于孩子而言，父母也经常在特定的时候成为“负面听众”的候选。心理治疗师对她的患者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惩罚”患者“言语行为”的“听众”。
不仅“听众”因听者行为而成为言者“语言行为”的区辨性的控制刺激，伴随听者行为的其他联属刺激（物理环境，谈话主题），也因此而产生了部分的控制性影响，它们因而也具有了某些“听众”效应。去咖啡馆、商场、餐厅、俱乐部，人们话自然就多；到图书馆、教堂话就变少，前者间接拥有了部分听众效应，后者间接拥有了部分“负面听众”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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