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老 舅
姥姥一生育有三子二女。她那最小的男孩儿刚满三岁时，天津解放了，不久，新中国也成立了。那个男孩儿，便是我的老舅。
虽然是家里的“老疙瘩”，但要论起受的苦、遭的罪，我老舅要比他的哥哥姐姐们多很多。青年时期，他不仅损坏了身体，更是折断了梦想的翅膀。在命运面前，他一直咬牙坚强地活着。
第一次上山下乡，老舅刚刚十七岁。那时家里十分贫寒，每个人每月的口粮都不够果腹，常常快到月底时，姥姥踮着小脚去找家境稍好些的邻居借上几碗粮，以度难挨的几日。老舅性情刚烈，不情愿在家吃闲饭，一跺脚，独自决定去了冀东一个偏僻的村庄。头顶烈日，身披雪花，手握锄头和镰刀，一干就是两年多。繁重的农活，加上每日三顿只能喝没什么营养的玉米粥，老舅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胃病，瘦得只有几十斤，无法再劳动，只得回家休养。那个时候，他便成了一个“口袋户口”的人——没有身份，没有口粮，没有一个市民应有的一切，甚至也失去了尊严。即便如此，老舅也会苦中寻乐，时常向我们这些孩子演示喝粥的“技巧”——蹲下身子，背靠墙边，右手托碗，边吹边转动，嘴巴贴着碗沿吸吮着，不时嚼一口左手握着的咸菜疙瘩……看上去，似乎喝得很香，那时我还小，觉得挺好玩儿，现在想起来，令人心酸泪目。
1968年底至1969年上半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骤然达到高潮。当时，社会上有个群体被称作“社会青年”，专指那些找不到工作、无事可做的年轻人。除了“老三届”之外，这些社会青年也被汇入上山下乡的潮流之中。我的老舅是一个没有户口的社会青年，无可争辩地接受“再教育”，于是，第二次上山下乡，和许多天津娃娃来到了当时承德地区的宽城县。老舅后来回忆说，那个地方也非常穷，吃不饱肚子是经常的事。在挖沟渠时，为了进度，领头的在五十米开外立上杆子，上面挂一个小筐，里边装有三至四个菜窝头，谁先挖到此地，菜窝头就归谁，人们都“疯”了。老舅说他仅得了一次第一，当时紧紧抱着筐，歪在沟渠边上，连大哭的劲头都没有了，只是呜咽着。
后来，随着知青返城，老舅也就回来了，两手空空进入了而立之年。后又遭遇疾病的侵袭等磨难，总之，命途多舛。可他除了发发牢骚之外，依旧坚强地活着。但最终病殁于庚子年端午，老舅走的时候，很瘦，很瘦……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看到，历史上总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曲折、苦难，或许是另一个时代或时期正常发展、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真是如此，我想，那些已经两鬓斑白的知青，或许会感到欣慰吧。尽管这种代价过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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