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吏治入手被官僚抵制：范仲淹的相位是如何“到头”的？
在庆历新政中，最遭官僚集团抵制的自然就是考核官员政绩，进而可能威胁他们地位的“明黜陟”，以及阻止他们从体制内分红，限制恩荫任子的“抑侥幸”了。不过，官僚集团对这些政策再有所不满，也不可能公开跳出反对。毕竟，这些政策有着天然的政治正确性：这是为了大宋江山。官僚身在北宋体制之内，就算再精致的利己，总不能公开说我不在乎大宋是否崛起，我只在乎我自己吧。事实上，在整个庆历新政当中，很少有人站出来纲领性地反对新政，往往都是由事及人，抓住新政外围成员小辫子猛攻，使得北宋官场从庆历三年开始就充满了各种争执，看上去乌烟瘴气，其中都埋伏着一支支射向新政主持者的暗箭。
庆历三年七八月间，也就是范仲淹等人刚执政之时。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举报，官员张亢在渭州、滕宗谅在泾州任上“过用公使钱”，就是将朝廷拨给所给各级政府的招待公费乱花了。据称，滕宗谅“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而且其中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但按北宋朝惯例，公用（公使）钱本来就是一项官员福利，除了地方自筹非正赐钱管得比较严厉外，用这笔钱迎来送往，临时救济的事情比比皆是，二人唯一可能问题在于数目过多，16万缗太过骇人听闻，而这实际上也可能有诬告成分，因为据范仲淹说，其中有15万是泾州当地驻军的请用钱粮物料费用，并不能全部归在滕宗谅一个人头上。
为什么别人不管就查到这两人头上？张、滕二人是范仲淹主持西北军务时的老部下，其中的干系恐怕匪浅。而当中央派出的审计组抵达西北时，滕宗谅又干了一件蠢事。不知道是他心中拱火还是因为比较楞，居然把原始账目都销毁了，不让审计人员得知到底是谁领了公用钱，然后咬定自己只花了三千贯用于犒赏“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负责审计的燕度大怒，所有牵扯的成员“枝蔓勾追”，搞得当地“囚系满狱”，就连刚崭露头角的狄青也因为“曾随张亢入界”被“勾追照对”，正在巡边的枢密副使韩琦也接到了询问的文牒。但查来查去，最终结论还是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亦不显入己”，最后处理也是按滥用公用钱的惩罚：调到了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虢州，但级别没动（“职如故”），后来在压力下才左迁岳州，也就是所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之地。
实际上，从庆历新政一开始，这类争端就接连不断，都是一些说起来和大政方针关系不大，但扯起来都能上纲上线的事件。庆历三年十月，争论是否应该营建水洛城；四年夏，因为陈留汴河土桥要不要拆起了争论。再小的事件，到了最后都能牵扯到执政团队，需要范仲淹下场，不仅极大地牵扯了他主持新政的精力，更严重的是，这些争论极大地消耗了宋仁宗的耐心和信任。
庆历四年春天，宦官蓝元震上书劾论朋党，矛头直指正在主持新政或为新政呐喊的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蔡襄，斥责他们“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年歌咏之德”，特别是他提到“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但“门下党与己无虑五六十人”，只要三二年，恐怕就能“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到时候悔之晚矣！
史书言仁宗“终不之信”，但这恐怕也只是谁之信的假话。北宋对宦官管束严厉，蓝元震何德何能敢上书指责执政大臣？况且仁宗不是一向贤明，梳头宫女开玩笑让他不要听臣下言论他都会立即发作，将人赶出宫门吗？很明显，这次上书是一个得到授意的提醒，仁宗已对范仲淹等人产生不满和怀疑。事实上，在北宋实行改革，本身就难免陷入朋党的怪圈：改革也好，新政也好，都会遭到既有利益者的反对，主持者为了推行政策，就不得不引用或保护支持自己的新官僚，客观上就必然会聚集起一批“党人”，“朋党论”就成为反新政、反新法的利器，庆历新政如此，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亦如此，成了一个难以逃脱的怪圈。此后，不久的四月，仁宗就公开质问范仲淹等人：“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明明白白就是在警告景祐年间被人用“朋党”帽子赶出朝廷的范仲淹了。
从仁宗个性上看，他本身就不是勇于担当之人。当新政的热情退潮后，他对朝堂整天翻来覆去的争论产生厌烦，进而疑心范仲淹在搞朋党也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他对范仲淹还有个特别心结：他早年听闻风言风语，说范仲淹曾策划过要废仁宗，“为密请建立皇太弟”，虽然后来被解释开来是“莫须有”，但这个疙瘩就此埋下。此话传出去之后，虽然欧阳修撰《朋党论》解释他们是同道相益，以之事国的同心共济君子真朋，仁宗也表示理解，但整个朝堂上下敏感之人都已经意识到，仁宗心意已动，范仲淹的相位恐怕是坐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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