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藏书与官藏
藏书文化是了解、研究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古代，藏书是靠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这四大藏书体系所支撑的。四大藏书体系对保藏、传承中华文明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历史不能再现，了解、研究历史主要靠传世文献。
四大藏书体系中，官藏和私藏居主流地位。我国最早的藏书活动，即肇始于官府藏书。在汉字产生且能组词成文后，官府便开始保藏档案文献。河南安阳集中发现商代刻有文字的甲骨就是明证。图书是文字、知识和信息载体，有学者把甲骨文、钟鼎文等档案文献称作原始图书。后来，随着文明的发展，图书和档案区别开来——图书具有流通和传播知识的功能，而档案则无。
“图书”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当时的图书用简策和帛书写成，“帛书”是写在绢帛等丝织物上的文书。《墨子》中讲“书之竹帛，藏之府库”，故《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谓之书”。
上古时代，最早拥有文化者是君王、贵族和一些文职人员，其中的文化人将君王言行和重臣讲话以及国家律令等记录下来，藏于官府，以备资政，他们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建立者。清代学者章学诚说，上古“学在王官”，唯官有书有学，已为学界共识。出土的甲骨文、先秦金石文以及传世文献《尚书》中的相关记载和《汉书·艺文志》中所述诸子出于“王官”，就是证明。
但“藏书”作为一个术语，则出现在战国末期。《庄子》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之语，《韩非子》有“藏书策”之言，这说明当时藏书活动正在社会上全面展开。
从上古时期产生档案文献始，就有了官藏。官有藏书，当然就有管理人员。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乃“周守藏室之史”，即负责周朝官藏的最高长官，这是正史中最早记录的官藏官员。此后，特别是秦汉以降，历代政府一旦建立，首要政治举措之一，就是求遗书于天下，不断经营官藏，在藏书、管理、利用等方面日臻完善。从秦汉建官藏处所——金匮石室、天禄石渠、兰台东观，到魏晋南北朝建造秘阁，再到明清建文渊阁、皇史宬和“南北七阁”；从秘书监创建到秘书省设立，官藏建设成为官家自觉的行政行为。千古文明开官藏，官藏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第一大主流。
官藏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之源，成为帝王资政、育人基地，其政治色彩浓郁，数量巨大，设施完善，不断衍生各类文化元素，庋藏集中，但亦屡遭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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