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毛主席说刘帅是神龙下凡，多方赞美，刘帅有事愧对主席，懊悔不已
共和国众多开国将帅中，刘伯承元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水平最高者。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有“党内吴孙”的美誉了。
早在1912年2月，刚好是弱冠之年的刘伯承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系统地学习了各门近代军事课程。期间，他又抽空熟读了中国诸多古代兵书；南昌起义后，他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对西方的战略、战术，都有深刻而独到的了解和认识；学成回国，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亲力亲为，到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有“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之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影响深远。
当然，刘伯承元帅的军事造诣，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在实战中，他也是战绩斐然，无往而不利。
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有“川中名将”之称。
在血中丰都时，他右眼被流弹击中，为了不影响脑神经，他拒绝打麻醉针，忍住巨痛，先后做了两次手术。观者触目惊心，尊之如神，认为是关云长再世。为他做手术的德国军医沃医生更是直呼他为“军神”。
刘伯承重返战场，雄风不减，很快又有了“独目军神”的雅号。
尽管在军事上大放异彩，但那个时期的刘伯承并不快乐。
刘伯承的长子、曾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的刘太行，曾说起父亲跟他提过的一件事，说，某天，父亲从一农户家走过，屋内有孩子正在啼哭不休，有老人吓唬孩子说：“莫哭莫哭！再哭‘刘瞎子’就把你抓走！”那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从窗前走过的父亲听了，内心一阵悲哀。他万万没有想到，“刘瞎子”的威名会成为了老人们用来恐吓孩子的工具！他痛定深思，不再愿意陷入那些混乱的厮杀中去了。
也正是这样，他脱离了军阀混战，积极寻找光明，最后光荣入党，为中国的革命历史做出了伟大贡献。
刘伯承元帅次子、原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刘蒙少将曾做客某档访谈节目，他说，在战争年代，社会上流传有一个说法，即国共两党仅有两个半军事家，这其中只有一个军事家是公认的，那就是他的父亲刘伯承。
刘蒙还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
他说，解放以后，要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纪念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这109年的历史。当时，由毛主席指定，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共制作七幅浮雕画面，其中设计了两幅含鸦片战争在内的以清朝为背景的画面，两幅含武昌起义在内以国民政府为背景的画面，剩下的三幅画面是以我军我党为背景的，第一幅是南昌起义，第二幅是抗日太行，第三幅是渡江战役。“这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父亲都是军事指挥负责人。”
的确，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担任了参谋团团长，整个负责军事指挥；在太行抗日是晋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在渡江战役中是两个半野战军总指挥，是总指挥部的总指挥。
不难看出，刘伯承元帅在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异常重要。
事实上，有人把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誉为毛主席麾下“五虎将”。
可以说，毛主席对刘伯承元帅的倚重程度非可小可。
早在1929年春，时值革命低潮，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曾想调遣毛主席和朱老总到上海工作，毛主席当时就想到要让恽代英、刘伯承来代理他和朱老总在红四军的工作。
长征路上，刘伯承强渡大渡河成功，毛主席大赞刘伯承是“神龙下凡”，他说：“四川人都说刘伯承是条下凡的龙，江水怎么能挡得住龙呢？”
重庆谈判期间，国军阎锡山部进攻上党地区，刘伯承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五千余人；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给国民政府衮衮诸公当头棒喝，给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毛主席奉上两颗定心丸。
毛主席当时高兴万分地对周恩来等人说：“伯承下了一场及时雨！”
当然，毛主席对刘伯承元帅的最高赞誉，就是“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侯，伯承是共产党人的楷模”这一句。
对于毛主席的种种赞誉，刘伯承曾在1942年12月16日的五十寿辰上谦逊地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
刘伯承这番话，乃是肺腑之言。
话说，1930年夏，刘伯承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先是在上海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临时中央机关无法在上海立足，在博古的牵头下迁到了中央苏区。
博古年轻气盛，当时只有23岁，一到瑞金，就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局，揽过了中央苏区的领导大权。
博古一介书生，不懂军事，只好把既有实战经验、又有坚厚军事理论支撑的刘伯承推上前台，让他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刘伯承大公无私，他满怀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热情和愿望，当仁不让，就把自己学到的军事理论源源不断发表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
遗憾的是，刘伯承毕竟是初来乍到，对红军当前形势了解不够，发表了不少偏颇之见。
其中有针对毛主席、彭德怀、林彪等人“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他批评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说这种战术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刘伯承并未意识到，他的这些文章对毛主席的工作造成了极大麻烦——毛主席所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被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代替了，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因此出现了。
不过，刘伯承作为一代军神，他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据理力争，要他停止打正规战、攻坚战、消耗战，并且在《战斗》杂志上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文，呼吁运用游击战。
结果，刘伯承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刘伯承深躬反省，对毛主席的高超军事才能越加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主张，随后，积极协助毛主席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一路争当先锋，抢占皎平渡、大凉山开路、强渡大渡河。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南下与北上之争中，刘伯承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不屈不挠地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安阳召开了庆功大会，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送给刘伯承一面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刘伯承连连摆手，一个劲地向大家解释说这是“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取得的胜利”，自己不敢有“贪天之功”。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百科全书》原本在“刘伯承”条目下写“革命军事家”，刘伯承不同意，要求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说自己的胜仗，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取得的。
不得不说，刘伯承元帅是毛主席最忠诚的追随者，他对自己早年撰写的批评“游击主义”的文章懊悔不尽，抱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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