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并信从前史不真
小时候看电影《桃花扇》，最恨的两个人是马士英跟阮大铖，直到多年后方明白，事情远非电影里演的那么简单。清朝的统治稳定后，康熙召集黄宗羲、万斯同等前东林党大儒编纂《明史》。在处理晚明某些重要事件上，这些东林党文人达成一致：将亡国的“锅”扣到马士英等“奸臣”身上，东林党必须保持清流形象。于是，马士英便出现在《明史》“奸臣传”中：“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明末官场的历史，遂演变成代表正义的东林党，与代表邪恶的阉党及阉党余孽作斗争的历史。
对东林党的推崇，曾令我觉得他们才是代表国家、百姓利益的正义之士，只因大明皇帝昏庸无道，所以这些人的愿望才落空。倘就此打住，对明末那些是是非非，我怕也就这么认为了，但偏偏我读闲书多，读得越多越发现情况真不像有些书写的、有些人说的那样。南京城破，是东林党大佬钱谦益带着江南士子降清。而“奸臣”马士英则保护太后撤至杭州继续抗清。可惜南明内斗激烈，江山都快没了，几个王爷还在争皇位，走投无路之下马士英被俘。天牢中马世英大骂不降，结果被处以剥皮充草酷刑。而东林党人得知后无不拍手称快，笑称马士英（字瑶草）这般下场和他“瑶草”这个字正相配。
东林党之所以会成正义化身，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很长时期内掌握了主流话语权。明末之正史、野史，十有八九出自东林之手，史文中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同时，也因了东林党希望宣传的东西，与清朝统治者想要确立的某种思想一拍即合。
明万历是个特殊时期，皇帝把所有大臣都拉黑了。原先我也认定是皇帝问题，但后来发现至少是双方的问题。以东林党为首的那些大臣貌似维护“国本”，实则多是为自己盘算抑或围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要死要活，置百姓利益于不顾。而阉党，看字面就带贬义，的确少有出类拔萃者，但因其多为宦官，有庞大家产的不多，比起东林党，似乎还稍懂得体恤国家一些。比如崇祯年间，每年税收才500万两白银，李自成进北京搜出的7000万两银子，多是从东林党人家中搜出的。
当初张居正的改革重点是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工商利益集团，在此背景下，东林党逐渐形成。张居正有张居正的问题，但转移税收是没错的。终于，东林党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朝政，便马上废除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均衡。江南工商业发达，而几乎不用交税；北方尤其是西北各省农民则难以忍受畸高的税收，一遇天灾更是食不果腹，最终促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西北农民大起义。
除了马士英，还有个被东林党人严重污名化的“背锅侠”曹化淳。曹化淳背了一个开城门迎李自成的黑锅。《流寇传》《国榷》《痛史本崇祯长编》《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甚至金庸的《碧血剑》，都说是曹化淳开城迎降。曹化淳是太监（自然也就是阉党），其家境寒微，十二三岁入宫，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后入信王府陪侍五皇孙朱由检，极受宠信。朱由检继位后，曹化淳负责处理魏忠贤时冤案，平反昭雪两千余件。崇祯十二年（1639），曹化淳上疏告老还乡。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城陷时，曹化淳已回乡六年。偶然读到东林文人撰写的野史笔记，见有“捏诬之语”，深恐“流传既广而秉笔者不加确察，便成无穷之秽”，遂于1662年去世前作《被诬遗嘱》及《感怀诗》四首，并抄录旧稿《记事俚言》和《剖陈疏稿》《告归底册》，分发给诸子侄。《被诬遗嘱》及《感怀诗》，经曹氏后人传承抄录，至今仍保存完整。《遗嘱》较长且为文言，《感怀诗》情真意切，愤懑之心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如《忽覩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诗：“报国愚忠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不是说马士英、阮大铖没有问题，更不是讲东林党人皆是唯利是图推“锅”卸责的伪君子，东林党彼时聚集天下才子与志士（难免良莠不齐），而是说我们认识历史一定要从多维度进入，要多长一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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