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下）
据《警厅拘留记》记载，魁发成事件发生后次日（1920年1月24日），国民大会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这时“警察厅保安总队长丁振芝带了很多保安警察，气势汹汹地来到商会，打散闲人，闯进会场，便破口大骂”。丁走后，委员会决定由各界代表马千里、时子周、张晶题、夏琴西、李散人、马骏、尚墨卿等七人，往见省长，表示抗议。
代表刚走，学联二十多人“误听代表出门被捕的消息”，齐奔警厅，要见代表，遭警察阻拦殴打，七位学生被连打带拖押进警察厅。这是第一批被捕的学生。接着，当局又逮捕了前往省署请愿的各界代表及学生12人。25日，学联及各界联合会被封。这时警方对“凡各团体的机关、学校同他们所注意的人物，都已密探四布，紧紧跟随”。
然而，学生们并未却步。他们仍以各种方式进行爱国活动。1月29日，各校学生集会，到省署请愿，要求不与日本直接交涉，释放被捕代表；启封学联和各界联合会。结果，周恩来、于方舟、张若名、郭隆真等四位代表遭捕，五十多人受伤，酿成“九廿九”惨案。周恩来等四位代表被押往营务处，路上“戒备森严，观者如堵”，代表们高呼爱国口号，非常感人。
为了避免更多学生被捕和流血事件的再次发生，周恩来等四位代表对营务处长声明：“今日之事，无论如何，一切举动，概由代表负责。”2月6日，他们被押送警厅，与各界代表分别拘押。至此，反动当局共逮捕拘押各界代表及学生26人（除已保释的3人外）。
反动派深知，这些被拘代表及学生都是各团体骨干。他们企图利用个别谈话、利诱的方法侦讯出爱国团体的情况。据该书载，警察厅处长杨以德曾找周恩来谈话，说:“学生爱国的法子太不对了，学生是被人利用。”周恩来答道:“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丝毫没有一点恩怨在里边，譬如这次省公署请愿，就是绝好的例！”杨无言以对，只好说“你有话尽管写出来”。当日周恩来就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的理由。
2月19日除夕日，杨以德宴请被拘代表，借此发表训话，说代表被捕都是上边的意思，“不但天津如此，全国都这样了……你们的后援完了”，继而宣扬其“爱国有罪、卖国有理”的反动谬论，然后又以高官利禄诱惑大家，并说“诸位按我的道儿走，比我要阔多了”等无耻之言。
反动当局对各界代表们及学生的非法拘留达两个月，既不公审，亦不释放，其目的即为消磨各界代表和学生的斗争锐气，平息爱国运动的热潮，以稳定局势。但是，代表们始终未屈服。
4月初，为了要求更大限度的自由和立即开庭，代表们相约，准备在4月2日向警厅通告：三天内速开公审，否则三天后全体绝食自毙。4月2日，警厅受杨以德之命，对代表们“严重看视，不许互相往来”。即日，因警察限制代表们的行动自由，且以言语挑衅，激怒众人，“绝食当日实行”。直到4月3日晚，当局基本答应了条件，代表们才停止绝食斗争。
狱中代表们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新闻媒体纷纷谴责当局。4月5日，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24人来到警厅，要求替代被拘代表。“双方谈话，不无冲突”，令杨以德十分难堪，被迫答应了代表们的全部条件。4月7日，除了因病和被保释出狱的代表之外，其余被拘的21人分乘六辆汽车，被移送到河北地方检察厅。该书至此卷终。据资料载，周恩来等21名代表在检厅期间仍与反动势力进行了斗争，并组织大家学习，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直到1920年7月17日获释。
该书所体现的进步学生对反动势力的抗争精神和革命情怀，仍让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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