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京城被沙尘暴困扰已经八百多年

说一说古代北京城遭遇过的沙尘暴。

文｜陈慕谭

金朝海陵王贞元三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155年5月前后，北京城进入了一种 「昏雾四塞，日无光 」的状态，一共持续了十七天之久。这或许是北京地区遭遇严重沙尘天气侵害的最早记载。

金朝的史官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将之载入史册，是因为金主完颜亮刚刚决定将都城从上京迁至此地。

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气候并未得到改变，反似有恶化。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三月，史书中出现了 「雨土 」的记载，尘土犹如下雨般从天而降。这种事情，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现了两次。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史书之所以会特别记载 「雨土 」之事，并不是基于对气候变迁的关注，而是 「雨土 」在天人感应的迷信框架内，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涵义，即京房《易传》里所谓的 「百姓劳苦，则天雨土 」。

这也意味着，那些够不上 「雨土 」级别、却更常见的风沙气候，是很难被史书记录的。

· 2021年3月15日，中国北方遭遇了近十年最强沙尘暴。据专家解释，这次沙尘暴的起源，主要是在蒙古国戈壁沙漠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和西部沙漠。

进入元朝后，北京城继续被沙尘暴困扰。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遭遇的是 「雨土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遭遇的是 「雨霾 」，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和至顺二年（1331）三月遭遇的是 「雨土霾 」。

无论是 「雨土 」「雨霾 」还是 「雨土霾 」，所指都是尘土如雨水般降落的剧烈沙尘暴。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的情况最为特殊，史书记载称 「京师天雨红沙，昼晦 」，显然这是一次烈度更高的沙尘暴，铺天盖地落下来的既不是土也不是霾，而是沙子，而且是红色的沙子（这或许是因为沙尘的源头存在红壤）。

元代北京城的沙尘暴，与建设元大都时对周边地区森林的疯狂消耗有直接关系。

虽然楠木、檀香木等珍贵稀有木料主要来自外地，但常规木料则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取自京城周边。为了方便砍伐西山的木料，郭守敬还主持疏通了永定河中游的河道。

除了修筑皇城，城内的寺院、衙门等建筑，也要耗费大量木料。如1280年修建圣寿万安寺，便派出军队四千人自北京周边砍伐了58600根木料。

此外，京城日常的燃料消耗多取自周边，同样不是小数目。

这些消耗综合到一起，结果便是元代成了 「促使北京周边地区森林植被发生明显转折的时代 」。

明代北京城的沙尘暴，较之金、元两代更加严重。这与朱棣为迁都北京城而进行的大规模建设有直接关系。

据翰林院侍读邹缉当年的奏折，朱棣的北京城修筑工程搞了近二十年， 「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 」，多达百万的青壮年，常年在工地服劳役。

吏部主事萧仪则说，他的家乡江西乐安，自永乐四年开始，无论贫富、无论家中壮丁多少，已全被抓去武夷山里，为修筑紫禁城伐木。壮丁们死在山里之后，接下来被抓的便是女人与孩子。

遥远的武夷山地区尚且如此，北京周边森林植被遭受破坏的情况，自不难想象。朱棣重修三大殿时，便 「有巨木出于卢沟 」，即是自北京周边大规模砍伐树木。

朱棣之后，明朝的皇帝们继续大兴土木。仅万历皇帝一人，自万历十一年修筑天寿山皇陵开始，至万历四十六年修乾光殿止，北京城内便可谓年年皆有大型土木工程。

其中万历三十一年筹修三大殿，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 「采办楠杉大木 」12298根，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楠杉任务，合银约420万两。

湖广、贵州、四川被摊派的楠木任务，合计约930余万两白银。大楠木自外省千里迢迢运来，常规木料自是从北京周边取用。大楠木的需求数量如此之多，常规木料的规模只会更大。

· 明代人所绘《帝都图卷》

权力无节制的取用带来的疯狂砍伐，甚至还影响到了明朝的边防安全，隆庆年间，便有大臣庞尚鹏上奏说，北京周边的蓟州和昌平一带已因为无节制砍伐导致 「蹊径日通，险隘日夷 」，森林消失后蒙古骑兵便可长驱直入。庞说，发动军民植树造林以巩固边防，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于是，有明一代，几乎每年春天，北京城都要遭遇严重的沙尘暴。比如：

天顺七年（1463）二月「雨黄霾，四方蔽塞，日晦无光」；

天顺八年（1464）二月 「黄尘四塞 」「风霾、昼晦 」 「阴霾四塞、日月晦冥 」；

成化三年（1467）四月 「扬尘蔽天 」 「黄霾蔽天 」；

成化四年（1468）四月，天坛与地坛的外墙 「风沙堆积几与墙等 」；

成化五年（1469）闰二月 「雨霾，天气昏蒙，黄土四塞 」；

成化六年（1470）四月 「阴霾四塞 」；

成化七年（1471）四月 「雨土霾 」「雨黑沙如黍 」；

……

有学者统计称，自《明实录》中有沙尘暴记载的1441年算起，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204年里有97个年份出现了沙尘暴天气。

若考虑到传统史书记录气候异象的主要动力，是 「天人感应 」的政治迷信，常规的风沙天气显然是失记的。说有明一代，北京城年年被风沙困扰，绝非夸张。

由前文提到1468年天坛与地坛的外墙所阻挡的风沙已与墙体齐高，也可大略推知明代北京城沙尘暴的严重程度——天坛与地坛是皇家禁地，其墙体高度一般是超过3米的。

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沙尘暴，让那些相信天人感应的明朝读书人和士大夫，也渐渐麻木了下去。一般的 「雨土 」「雨霾 」已不再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只有那些程度非常高、有特殊现象出现的沙尘暴，才会进入到明代京城读书人和士大夫的视野，被他们记录下来。

比如，成化六年（1470）二月清明节的沙尘暴被《万历野获编》记录了下来，是因为这场沙尘暴 「下雨如血，天色如绛纱，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灯烛不能辨 」。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天的沙尘暴，之所以会被大学士方从哲拿到朝堂上说事，是因为这场沙尘暴 「黄尘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 」，还出现了 「电流如火，赤光照地 」 「自宣武门至正阳门外约三里余，河水尽赤，深红如溃血，经月乃止 」的怪象（很可能与沙尘的成分有关）。

清代北京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有学者认为清代的沙尘暴频率和强度已远不如明代，且认为这是 「清代处于冬季气候逐渐由寒冷向温暖转变的时期 」所致。但翻看清末重臣、帝师翁同龢的日记，仍可见到沙尘暴对北京城的频繁肆虐。比如：

1862年5月18日 「黄沙张天 」；

1863年5月5日 「黄沙漠漠 」，6日 「黄沙蔽天 」；

1864年4月2日 「黄沙蔽天 」，3日空气中充满了 「尘气 」，4日 「大风落沙 」；

1865年3月22日 「黄尘漠漠 」；

1866年5月3日 「无风而霾 」，27日 「几于飞沙走石 」；

1867年3月23日 「大风尘霾……黄沙漠漠者竟日 」，29日 「黄沙蔽天 」，30日 「无风而黄尘四塞，天容惨淡，如是竟日 」；

……

类似的记载，几乎见于每年春天的翁同龢日记。1884年春天，慈禧发动 「甲申易枢 」将恭亲王奕䜣逐出中枢，便是在 「大风起，沙翳天暗 」「尘土眯目 」中实施的。

1898年6月，翁同龢被光绪皇帝逐离京城，该年4月2日，他的记载是 「大风扬沙 」；4月3日，他的记载是 「大风，尘土蒙蒙 」。

· 晚清的北京人遇到沙尘暴，大约也是这种情形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晚清来华的西方人士。

1864年4月26日，刚刚抵达北京的德国领事拉度维茨在书信中写道： 「从通州又骑马奔波三小时，最终抵达古老皇城的巨大城墙之下……不过（我们）还暂时无法消受这座城市，因为沙尘暴的关系，我们白天根本出不了门。我们在白河上已领教过裹挟着黄沙的大风，它几乎把老船撕成了碎片。 」

1891年3月22日，德国驻华使馆翻译生佛尔克在书信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又不好了，虽然不是很冷，但是风沙却很大。对于散步来说，街道上的尘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现在尘土都盖满了墙壁。这种沙尘暴是从蒙古的沙漠里来的，大多要刮好几天。它们无孔不入，哪怕在密闭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层土，甚至手绢上也是一层土。……我在想，下个月大概会好起来的。 」

1897年1月，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日记中写道： 「我对北京街道的物理反应，如同让我亲吻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恶心的人。……天上刮着可怕的沙尘暴，屋外的严寒冻彻心骨。 」

也就是说，若从1155年金朝海陵王贞元三年的 「昏雾四塞，日无光 」算起至今，北京城其实已被沙尘暴困扰了超过八百年。

参考文献：

[1]孙冬虎：《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2页。

[2]吴文涛、孙冬虎著：《北京城市史：环境交通》，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264-277页。

[3]邱仲麟：《明代长城沿线的植木造林》，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张学珍、方修琦、田青、王丽岩：《＜翁同龢日记＞记录的19世纪后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古地理学报》2006年第1期。

[5]王维江、吕澍辑译：《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第238页。

[6]（德）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9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